震后重建奇迹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
　　——汶川地震灾区三年重建观感
　　徐学江
　　今年4月17日至23日，在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三周年前夕，我走访了地震灾区，近距离观察了灾区人民的生活现状，见证了灾区重建的巨大成就。如果不看那些无法修复的垮塌的山坡和刻意保留的像北川老县城那样的地震遗址，你绝对不会相信三年前那里发生过里氏8·0级特大地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不会相信大山区里的那些整齐漂亮、风格时髦的村舍、城镇、学校以及发达的交通和服务系统，竟然是在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里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新建的。“奇迹，我们中国人再次创造了奇迹！”一些走访者不断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走访的第一个点是因灾情最重、媒体报道最多而闻名中外的映秀镇。这个从成都进入位居青藏高原阿坝州的第一个门户重镇，震前有居民1.6万，地震中罹难者超过7000人，挖出的尸骨因腐烂不得不集中埋葬在附近山腰的一个大坑里。我们在映秀镇地震遗址、原漩口中学的废墟前举行了向死难者默哀和献花仪式，然后开始采访。全镇除了那处地震遗址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新建的一排排整齐的街道，马路两侧新栽的行行树木，中心地带还有广场、草地、花坛。有一条清清的河流穿镇而过，站在桥上向两个方向放眼望去，沿河两边的房屋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民居多为两三层风格新颖的楼房，一户一个门面，一般楼上住人，楼下做生意。据东莞大道17号住户说，他家有房子120多平米，每人30多平米，比震前宽敞、舒适很多。据介绍，同一类型的住房，谁家住在什么位置是通过抓阄确定的。镇上还建有博物馆、科学馆、纪念碑以及一些公共设施。全镇的格局是按上海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统一规划设计的，贝聿铭、安德鲁、吴良镛、周干峙等国内外建筑大师都在那里留下了手笔。承担援助映秀镇重建任务的是广东省东莞市，他们仅用两年就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映秀镇，仅政府投入就达14亿元。
　　普遍认为，映秀镇的建设水准，和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同类城镇相比当属一流，即使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城镇相比也不逊色。有人估计，如按正常速度发展，映秀镇要达到目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再过30年。
　　据介绍，全国有1000多家规划设计单位，1万多名城乡规划和设计专家参与了整个震区的各项重建规划。
　　距映秀镇约20公里的水磨镇，是另一个成功重建的范例。这是一个羌族、藏族聚居的山镇。承担援助重建任务的广东省佛山市，不是按原来的面貌简单地恢复重建，而是按照羌族和藏族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并加进许多生态和环境元素，对全镇进行了整体设计，建造了一个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羌、藏古镇。石板路，木板门，古色古香，魅力四射。原来的乱石河滩被改造成1.6万平方米的湖面，湖水拾级而下形成层层“瀑布”，更为小镇增添了灵气。做着各种生意和编织各种民族手工艺品的羌、藏男女，脸上堆满了笑容，完全看不出灾区的影子。水磨镇的一个中心广场放置着联合国授予的两块奖牌：“世界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和“全球最佳人居奖”。过去这个默默无闻的深山小镇，如今每天吸引上万国内外游客。
　　尊重和凸显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格，是灾区重建严格遵循的一条原则，这不仅表现在水磨镇，连通往北川县城新修公路上的路灯都按“羌”的字样设计的。距县城约10公里处一个叫“吉娜羌寨”的村子，69户羌族村民如今都住在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房子里，村里几座高高的羌式碉楼从老远就可以看到。一位姓陈的女村民告诉我们，全村不管震倒还是没震倒的房子，统统推倒按新规划重建。她家6口人，现在住房150多平方米，条件比过去好得太多，资金都是援助的或政府提供的，她家只出点材料费，还是银行贷款，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连一分现钱也没拿。她家的隔壁是一家“羌家乐”饭店，一位姑娘正在为接待一批来吃午饭的外国游客忙碌着。
　　“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群众”，这是灾区人民对灾区重建工作的概括。我们在青川县见证了学校重建的非凡成就。一个叫“智慧岛”的校园区，是浙江省援建青川县创下的杰作之一。这是由青川第一高级中学、青川职业高级中学和青川教师进修学校三校组成的一个校园区，占地352亩，原来是一片沙滩。浙江省投入5.9亿元，建了13万平米校舍，用了两年时间打造了青川县最大的育人基地。目前高中和职业中学各有在校生1500名左右。三个学校有各自的教学楼、实验楼和师生宿舍楼，但操场、足球场、体育馆、游泳馆等设施为三校共享。“智慧岛”风格新颖，色调悦目，布局合理，功能多样，就硬件而言在四川省属于一流，即使北京、上海的中等学校校园也很少能与之媲美。有人说，“智慧岛”再过50年也不会落后。
　　青川县是广元市的重灾区，90%的房屋受损，地震中死亡4800多人，仅王家山一处山崩就埋葬了780多条生命。
　　灾区重建规模最大、任务最艰巨的项目，当属北川县新县城的兴建。这项任务是由山东省承担的。北川老县城属于“5·12”特大地震受灾最为惨烈的地区，2.2万人口在地震中有三分之二丧生，城区建筑全部倒塌或严重毁损。考虑到清理废墟任务艰巨，而且在狭窄山谷里难以原地重建起一座功能齐全的县城，国务院决定在距老县城23公里之外的地方另选新址，原来的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而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这是整个地震灾区唯一整体搬迁的县城。新县城建在从毗邻的安县划出的六个村庄、共7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经过不到三年的努力，一座崭新的县城已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条条平坦的大道，排排漂亮的居民楼，巨大的街心绿化带，宽阔的水面，以及商场、学校等公共设施，一应齐全，被称为全国最年轻、最美丽的县城。参与规划设计的单位50多家，举行咨询、论证、评审会议超过100次。规划7万人口目前已有3.5万入住。
　　人们不断提问：为什么在青藏高原高山深壑的恶劣环境下，被地震破坏得如此严重的灾区，能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如此高水准的质量恢复重建？从上到下，从专家到群众，从国内舆论到海外舆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奇迹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种制度，有利于减少危机状态下的决策碰撞，很快形成全国一盘棋，协调行动；有利于政府在危急状态下整合力量，聚集资源，提高应急效能；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中心，统一指挥，避免多头混乱发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制度优势不仅表现在抗震救灾之中，而且表现在灾后重建之中。
　　“一对一”的对口援建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典型表现，也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的新创造。在青川抗震救灾博物馆的一面墙上有一张“一对一”对口援建一览表，开列了东部18个省市对口援建四川18个受灾严重县的安排。如广东对汶川县（外加甘肃灾区）、山东对北川县、浙江对青川县、江苏对绵竹县、北京对什邡市、上海对都江堰市，等等。每个省市的下属市（区）又被安排到受援县的下属镇（乡）承担重建任务，如广东的东莞市援建汶川县的映秀镇，佛山市援建水磨镇。对口双方是根据施援方的经济实力和受援方的灾情程度来确定，经济实力最强的援建受灾程度最重的，经济实力次强的援建受灾程度第二严重的，以此类推。国务院规定，施援省份要连续三年每年拿出其财政收入的1%专项用于援建对象的重建。
　　这种援建方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做到对象明确、任务明确、时间明确、责任明确，从而保证了援建的质量和效率。据了解，所有承担援建任务的省市都提前一年完成任务，投入资金超过国家要求，质量之高超过标准。18个施援省市总共投入近800亿元，其中广东120亿，山东超过100亿元，浙江超过85亿元。同时，中央政府也从财政中拿出了2000多亿元。
　　这种援建方式使援助者和被援助者清晰具体，从而密切了双方关系，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情谊，促进了民族团结。本来灾区和东部省市相隔数千里，平时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往来不那么直接和密切，但地震把他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承担援建的省市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把援建看作一项无上光荣的任务，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满怀真情，对援建的每个项目都从科学性和前瞻性的要求出发，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尽量使灾区民众满意和放心，尽量减轻灾民在今后几十年里在住房、交通以及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建设负担。
　　各省市的援助不限于解决好灾民们的住房，还特别重视为灾民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形象地说，就是不仅为灾区“输血”，还要增强他们的“造血”功能。各施援省市帮助农村因地制宜建立起规模化、集约化的的家禽家畜饲养基地，专业化的茶叶、核桃、蘑菇、板栗、水果、蔬菜等基地，有的省市还在受援地区的城镇投资办企业，建起两地长期合作的产业园区，输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培训人才。
　　灾区人民对党和政府，对援助他们的省市充满了感激之情。“感恩”二字，是灾民交谈时，学生演唱时，干部讲话时重复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感恩伟大的党”、“铭记关爱，感恩自强”、“知恩在心，感恩在行”等口号张贴在一些村庄和学校的墙上。采访中或行车的路上，不时可以看到“辽宁大道”、“黑龙江大道”、“东莞大道”、“杭州桥”、“怀湖（湖州）楼”等以援助省市命名的街道、马路和楼宇的标牌。
　　对口援建的方式，对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也有积极意义。“5·12”地震受灾地区属西部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大地震后，如果灾区不能获得强有力的外界帮助，如果不能尽快摆脱苦难重建家园，他们和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势必进一步扩大。对口支援正体现了无难帮有难、先进帮后进、先富帮后富的社会主义精神，有利于缩小发展差距，促进东西部的和谐。
　　在汶川地震灾区一个星期的所见所闻使我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在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领导人民共克时艰方面所表现的动员、组织、指挥和协调能力是极其出色的，中国人民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凝聚力、英勇气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世界罕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作为新华社一线记者在灾区采访了43天，目睹了人员大量伤亡和“一片废墟”的惨状，亲身体会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抗灾中的巨大力量。五年后的1981年夏，我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专家考察唐山地震后重建情况，原来的“一片废墟”全然消失，眼前的一座生机勃勃的新城令我惊叹不已。一位为首的联合国官员在接受我采访时对唐山的重建成就连连称赞，他说：“唐山是一个奇迹。大灾之后短短几年恢复到目前的样子，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其它受灾国家还没有见过。”今天在汶川地震灾区，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见证中国人创造的另一个伟大奇迹。
　　不少西方人承认中国的社会制度在应对大灾和灾后重建方面比他们的国家更有效率，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验是独特的，他们的国家是学不来的。“一对一”的对口援建，他们做不到；像安县那样把一块地划给北川建新县城的事，他们也做不到；包括100多位将军在内的十多万军人直接参加抗震救灾的事，他们也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