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小，到乡小，我都是理所当然的“学霸”。

　　这事让父母很骄傲和欣慰，母亲溺爱我，逢人便夸我长得细皮嫩肉的，肩不能担挑，手不能提拿，天生一副当工人的命。

　　那时，农村最推崇当工人，但我对当工人没任何概念。

　　不过，读书可当工人，这话在我心里扎下根。

　　黎家大湾有两户是工人家属，逢年过节到他们家，能出其不意得到一颗糖吃。为此，我知道当工人是件很甜蜜的事儿。

　　在父母眼里，农民之外的人均称工人，他们说工人就是穿皮鞋，就是打钟吃饭、盖章拿钱的吃商品粮的人。

　　由此，我坚定了长大后一定要穿皮鞋的信心，经常憧憬着去城里当工人的情景。

　　1985年，初中毕业报志愿。班主任邓老师问我：“是报中专还是中师？”我说：“中师是啥？”

　　邓老师说：“中师就像我，将来到乡村当老师。”“那中专呢？”我问。

　　邓老师说：“中专就是毕业后进城当工人。”

　　我说：“那我要当工人！报中专！”邓老师没吱声，遂了我愿。预选发榜那天，大约在7月，天热得在地上放一枚鸡蛋都会烫熟。我兴冲冲地跑到乡小看分数。天，我分数过中师线，离中专线却要差十多分。中专中师不兼报，阴差阳错，我落榜了。

　　小小一条看不见的分数线，就如夏夜里天空中那条巨大银河，我没跨过，它阻挡了我进城之路，我的工人梦，破了。

　　当不了工人，就当农民！我当农民也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农民！

　　最终我没舍得烧掉我的课本，我把课本藏在篾席下面，然后去跟着邻居学篾匠，当篾匠也好，比种庄稼好，不晒，不淋雨。砍竹，下料，起篾，晒篾，斗筐、蚕簸、撮箕、蒸笼等篾货比课本上的文字好排列多了。学几天，我就回家单独立户了。

　　我没去街上兜售我的篾货，篾货全让母亲扛去卖了，换回一把零钞毛票。

　　我心平静下来，虽不至于如止水，但也真的平静了。

　　乡小何校长来我家了。我从飞舞的篾条中立起身来，让何校长在长条木凳上落座。

　　何校长劝我复读，说考不上中专，就考中师。

　　我没吱声，低着头。何校长说他还不是老师？其实当老师挺好！

　　我小声说，我想进城当工人。何校长说，老师也是工人，城里也有老师。

　　那就试试！1986年，又到报志愿时，我填了中师。这一年，中师线反超中专二十多分。但好歹我上了。母亲说，命，这是命中注定你要当一个老师。

　　正式考试，我也顺利通过。秋季开学，我拖一口破旧木箱去岳池师范学校报到。

　　三年后，我分配回到一所村小当老师。从乡村到城市求学，再从城市回到乡村教书，这巨大的落差刺激了我，让我惊惶不已。

　　从内心里，我本来就不满意当老师，更何况这还是村小老师。

　　然而，村里人却羡慕我，在他们眼中我是真正的工人，端上铁饭碗，吃上皇粮，再不用担心旱涝歉收，脸朝黄土背朝天了。

　　在村小，我住青瓦房，睡木板床，用柴火煮饭，用煤油点灯。村小有两位民转公老师，有三位代课老师，只有我一人是正规军。

　　1990年，村小又分来一位女老师。女老师都分来村小工作了，我凭啥不能在村小呆呢？心里平衡许多。

　　没想到，后来我俩居然恋爱了。有人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人说我恰巧遇到了天上掉馅饼。是的，她拍死众多追求者而选择我，怎能不令我爱她三生三世。然而，剧情反转，家人绝情反对，世俗偏见和压力最终让她退却了。

　　昙花一现的爱情，让我的心在村小的天地间碎落一地。

　　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重新评估了自己。我潜心教书、努力读书、努力写字。试用期结束，各项考核优秀，我转正了，正式成为一名老师。

　　我的字陆续变成铅字，散发墨香的铅字，让我长出了翅膀。

　　两年后，我从村小调乡小了。校长仍是何校长。亦师亦友。

　　我分到人生第一间寝室，八平米，仅一床、一桌、一箱、一凳、一碗、一筷而已。我终于像个老师了。

　　好的环境，同样给了我奋斗的源泉。学校让我教文科，没问题，拿手好戏。理科缺老师，我顶上去，文理兼来。寝室小，床头、桌上搁满书，什么书我都读，什么文章都写。

　　后来，一所中学调我去，我去了。教两个班的语文，没问题。书照教，文照写。不到一年，镇教办要调我去，我又去了。搞教研，做文字工作。工作照做，业余写作不丢。

　　再后来，政府机关要调我去，我拒绝了。

　　我明白，我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是我自己。这不是命，命我早看透了，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永远都是一名老师。光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