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经过长征前期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准备，遵义会议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遵义会议最大限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党史上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会上,“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和各个革命根据地配合不够等，不承认主要是因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周恩来在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既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也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这种在中央政治生活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

　　与会同志根据党内监督制度，对博古进行了严厉批判。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提纲，系统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重点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

　　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是遵义会议的亮点之一。王稼祥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发言中，均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凯丰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而李德则拒绝接受批评。

　　遵义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