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体人受迫害的台前幕后纪剑铭
曾因严重违纪而被中央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北主政期间，除酿就了闻名全国的反腐勇士郭光允惊世大案外，还制造了一起鲜为人知的陷害无辜媒体人获刑10年，入狱7年的重大冤案，此案内幕骇人听闻，因惊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多名高层领导而终得平反。本刊特刊发独家报道，披露此案的全过程。
祸从口出，他被卷进官场漩涡
1996年2月16日（农历腊月廿七）晚，河北省石家庄市亚太大酒店一个雅致的包间内，一场答谢宴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此宴的主人名叫石坚（真名史建强），时任香港《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同时还是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
石坚生于1963年1月，原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幸存下来，左腿却留下严重残疾。但他人残志坚，心灵聪慧，从小喜欢文学，自学成才。
从15岁在《少年文艺》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起，到18岁走向社会时，凭着生花妙笔和睿智才华闯入新闻界发展，石坚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央和省市领导专访及投资环境的特稿，发表在国内外诸多知名报刊上，成为当时业界颇有些影响的“名人”。
1994年1月，他开始担任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不久他又创办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任董事长。
出于对家乡河北的感情，石坚采写了多篇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河北省市有关领导结交，成为好友。几年间，无论是办刊物还是经营广告公司，都搞得红红火火。
为答谢多年来河北故乡省市领导和朋友们对他的关爱和支持，临近春节，他特意从北京赶到石家庄，举办了这场答谢宴会。应邀前来参加聚会的大多是省市一些部门领导，平时大家工作很忙，难得相聚。今日石坚作东，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很是热闹。
大家都知道石坚平时交往甚广，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及其儿子程慕阳都相识，并和程慕阳有过合作。
于是，有的来宾出于好奇，问石坚：“你在北京听说过程书记工作调动的事儿吗？”石坚随即答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听程慕阳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到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当主任。”
程慕阳作为高干子弟，当时在河北也是令人关注的对象。此时，有人又问：“石坚，你和程慕阳熟，听说他能量很大，这人究竟怎么样？”
提起程慕阳，石坚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以前，在业务往来中，他和程慕阳多有交往，对程大公子利用他父亲的地位和权势，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内心里鄙视。
在他就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不久，程慕阳曾找到他，提出给杂志社赞助80万换个挂名副社长当当。石坚怕程慕阳的介入有朝一日毁了杂志社的声誉，当即婉拒。从此，两人的关系便有些疏远。
此时有人提起程慕阳，他借着酒劲儿随口说：“这人不咋样！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若要出了事儿，有可能毁在他儿子手里。”
宴席间，大家随便聊了许多事，很是尽兴。宴会结束，石坚赠送每人一份刚刚出版的《中国发展》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他采访河北省市领导人的专稿。其中一篇采写某市市长的专稿里，配发了一幅市长和市委书记陪同外国政要考察开发区的照片，而作为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在照片中只显示了半个侧面。堂堂的一方封疆大吏，在杂志上只显示了半边形象，这让程维高见了甚是不悦。由此，埋下了石坚后来被诬陷的隐患。
第二天上午，石坚一身轻松地回到北京。他处理完公司和杂志社工作，大年三十才和助手驱车赶回唐山过春节。
石坚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和家人欢度春节的时候，一场噩运悄然扑来。
腊月廿七日晚宴过后不久，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便接到了原任秘书、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和时任河北省某机关负责人的密报：昨天晚上，石坚和省里十几个领导干部在亚太大酒店大吃大喝，背后谈论您，说您的坏话。并说：石坚这个人很坏，以前省里有人告您黑状的材料，有可能是通过他递上去的。
其实，在亚太大酒店晚宴上邀请的宾客名单中原本就有李真和这个负责人，但二人并没有参加，只是在宴会开始前，两人分别在餐厅门口巡视张望。没想到，这两人一转身便向程维高告起了黑状。
虽然当时程维高在河北权势盖天，但他为所欲为的霸道行径许多干部群众看不惯，寄往北京的告状信甚多。
一想到这些，程维高就急火攻心，认为是省委原主要领导指使人在背后整他。这次听说石坚和十几个省市机关的领导干部竟然“秘密”相聚，并对他“说三道四”，不由得满腹狐疑。
程维高让两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把参加聚会人员的名单写下来，随后一面命人暗查那晚宴请的买单人是谁，若是某领导用公款买的，且买单者又是对自己不满之人，他便可以借机用公款吃喝的名义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便对石坚这个小人物操起了牛刀，他要从石坚的身上挖出河北告他黑状的后台。
程维高先是打电话给省委某秘书长，这位秘书长是石坚那晚邀请的宾客之一。
程维高直言不讳地问这位秘书长，那晚聚会时都有谁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程维高的怒问使这位秘书长心里一惊，他仔细地回想了宴会的整个过程，如实回秉道：“那晚宴会没人讲您坏话。”
程维高见这位秘书长没有讲出他想听到的话，便又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另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的回答和秘书长一样。
程维高越是问不出想听到的内容，内心越是疑惑，越是感到那晚聚会的背后肯定有着令人震惊的秘密。他下决心要搞清这个聚会的内幕。
因为直接问不出来什么，程维高便把他的心腹、时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主任的杨益铭叫了过来，面授机宜。
莫名其妙被抓
1996年春节，石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
大年初一，石家庄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紧张地问：“那天晚上吃饭的钱是谁花的？”这位朋友的问话使石坚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没过多久，程慕阳的出现印证了他的猜测。
正月初八，石坚按时到北京位于奥林匹克中心的公司上班。第二天上午十时许，程慕阳突然驾车来到他的办公室。
这段时间，两人虽然交往不多，但毕竟以前有过合作，客套了一番后，程慕阳面色冷峻地说：“石坚，春节前你在石家庄和其他领导吃饭的那件事，我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你写个书面材料把那天吃饭的情况向我父亲解释一下吧。”
石坚平日里虽然为人热情，但生性刚烈。自己一个媒体人请人吃饭还要向一个省委书记书面解释，他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当即拒绝了程慕阳的要求。
程慕阳怏怏不快地走后，石坚也没想太多，便带着助手赶往山西太原去采访春节前早已约好的省委领导。
采访很顺利，正月十六，当他返回北京时，石家庄的又一个朋友打电话神秘地告诉他：“石坚，你的手机被监听了，快换个电话吧。这些天，程维高正组织人查你腊月底晚上请人吃饭的事儿，你要提防着点儿。”
石坚万万没有想到，一顿正常普通的宴请，竟然引起一个省委书记如此“高度重视”。他虽然有些气愤，但心里一想：我正常交友，清白做人，规矩经商，不违法，不乱纪，就是请人吃顿饭也无碍大事，谅他程维高本事再大，作风再霸道，也不至于怎么着我一个媒体人。再说，我工作单位在香港和北京，即使有什么问题，管辖地也不在河北，你程维高总不能拿法律开玩笑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有些释然，便依然故我地投入到工作中。
1996年4月中旬，石坚带着助手到福州去采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出突出业绩的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主要领导。
4月17日，采访顺利结束。由于连续数日的奔波，身心疲惫的石坚和助手在用过晚餐后，便匆忙回到下榻的西湖大酒店早早休息。
凌晨四时许，石坚在熟睡中听到一阵敲门声，他披衣下床，一开门，五六个身着便装的人破门而入。
石坚见状惊愕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身材不高、面色微微发黑的中年男子冷冷地问：“我们是从河北来的，石坚住哪个房间？”
当对方确认给他们开门的正是石坚后，口气缓和下来：“河北有些事还需要你帮忙，这里不安全，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请你配合一下。”
石坚看来者不善，但还是穿好衣服很配合地跟他们上了车。石坚后来回忆道：寡不敌众呀，当时你想走也走不掉。
可石坚做梦也没想到，从他离开宾馆的那一刻起，他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待他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近十年的牢狱之灾。
来人正是杨益铭带领的所谓“石坚专案组”的成员。
杨益铭是重庆涪陵人，原是中央某机关的一个处长，在机关很不得志，工作中结识了程维高后，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程维高通报一些程想知道的内部事宜，因而得到了程维高的赏识。
为了培植亲信，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回报，1994年，程维高先是将杨益铭平调到河北任省委督查室主任，后来又将督查室升格为副厅级，杨益铭自然也就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领导干部。
知遇之恩，杨益铭自当全力回报。他得到程维高的授意后，不敢松懈怠慢，便以省委主要领导交办任务为由，迅速从省党政部门及省市政法部门抽调了数名干部组成了石坚专案组，他任负责人办理此案。
有政法机关的介入，对付一个毫无戒心的石坚自然轻松有余。很快，他们便掌握了石坚去福建采访的情况。于是，杨益铭率领专案组一班人马迅速乘机赶到福州，当天下午，石坚被投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从名噪一时的知名媒体人到异地监狱的阶下囚，短短几小时的角色转变，使富于幻想的石坚认识到残酷的现实：现在虽然是法制社会，但身为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权力和胆子太大了，自己虽然一身清白，但最终还是难逃被无端迫害的命运。
4月18日下午，石坚被杨益铭等人押回石家庄，关在了鹿泉市（归石家庄辖）看守所。
从福州被抓，到押回石家庄，石坚没有收到过司法机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的任何法律文书。直到数天后的一次意外被提审时，才知道他是4月20日以非法出版活动为名被收审关押的。
第一次“审讯”,不具有执法身份的杨益铭竟然担任起了主审官，他居高临下地问：“石坚，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要放聪明点，老实点，我们把你弄到这里来，并不是对你本人，这点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你说清楚，就没事了。”
石坚反问：“我既不违法，也不乱纪，不知道该讲什么、说什么。”
杨益铭看石坚不吐口，便明确点到正题：“你就讲腊月廿七在石家庄亚太大酒店请领导吃饭的事儿。那顿饭有人议论过程书记什么事儿没有？”
石坚答道：“都是说程书记好话的，没听别人讲过他什么事儿，只是我本人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当北京市市长或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可这些话都是程慕阳告诉我的，也不是我编造的。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捧程书记的，并不是贬低程书记的。古人背后还敢议论皇上呢，可皇上都不在乎。你们这样干连古人都不如，心胸是不是太狭窄了？”
杨益铭看石坚不认账，便诱导道：“我们都调查了，你虽然没有说过程书记坏话，但别人有议论的。你说实话吧！没有必要为别人背着（黑锅），连累自己，何苦啊？”
此时，石坚看透了杨益铭的险恶用心，是想借自己的嘴除掉程维高政治上的异己。他也知道，此刻他只要顺着杨益铭的话随便编几句搪塞，他的囚徒命运便会立马得到改变。
然而，石坚生性耿直，讲究大义正道，最看不起那些无耻小人，虽然自己身陷囹圄，但不会为自己解危而陷害他人。于是，对杨益铭的发问他坚辞拒绝。
杨益铭见点拨石坚无用，便公开赤裸裸地问：“你认识前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吗？”
石坚说：“认识，我曾采访过他，都是在工作上建立起来的感情。”
杨益铭急口赶上：“这位领导有经济问题吗？有男女生活作风问题吗？”“省里有人通过你往上（指中央）送过程书记的黑材料吗？”
在得到石坚连续的否认后，杨益铭便命人给石坚戴上手铐，气急败坏地说：“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他见戴上手铐后的石坚仍面无惧色，竟黔驴技穷地说：“石坚，你虽然不知道具体的，道听途说的也行。”
面对这种小人行径，石坚再一次坚定地对杨益铭说：“我的今日之时，就是你的明日之日。你所问的内容我不知道，我不能编造害人。”
第一次审讯，杨益铭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从此，石坚便迈上了人生旅途的冰点。
莫须有的“三宗罪”
在此后的时间里，杨益铭多次到看守所提审石坚，恐吓利诱，恩威并施，逼迫他揭发省委前主要领导和省检察院主要领导等人的有关问题。
石坚在工作上虽然认识这些领导，有的日常交往还比较密切，但是让他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他不能做也不会这么做。
在经过多次审讯后，杨益铭等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看着从石坚身上搞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杨益铭不死心。为了完成“老板”程维高交给的“政治任务”，他和李真商量开始了所谓的外围工作，企图从别的途径突破：
——杨益铭率员到北京通过当地派出所，传唤石坚的同事、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刁建华，恐吓道：“你必须揭发石坚的违法行为，否则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遭到拒绝后，他们又违法搜查了石坚的办公室，企图找到一些他们渴望的物证，但折腾了半天，最终一无所获。
——动用警力，用强制手段控制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河北分公司经理高某，问石坚和前任省委主要领导是什么关系，石坚有什么问题等。高某回答不知道，他们就采取逼迫的办法，将写好的材料硬让高某签字。
高某拒签后，他们把高某押到正定县看守所，让同号的在押人员对高某折磨体罚。高某受辱不过，在提审中曾吞金项链自杀，想以死抗争。幸亏杨益铭眼疾手快，把金项链从其口中拽出。不过，高某还是被硌掉了一颗牙齿，吞进了半块项链坠。后因救治及时，高某才捡回一条命。
——杨益铭带人赴北京到一位曾担任过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将军家，调查石坚和这位老将军的关系。但老将军不吃他们这一套，当即对他们严厉斥责，并通知军队保卫部门将他们扣留。直到军方查清他们的真实来历、身份并责令写出书面检讨后，一行人才灰溜溜地离开。
在对石坚展开外围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些势利之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借机兴风作浪。
曾向程维高打小报告的省某机关负责人，看到本单位一把手也参加那晚的宴请，他想以公款吃喝的名义借程的手将其整倒后，取而代之。便打探那天晚上宴会的餐费单是否本单位一把手所买。当他听说那晚的餐费是石坚在某报社的朋友姚某找石家庄市某公司经理报销时，不由得窃喜。因为这个经理是他的姨表弟，便找到他，唆使他作伪证：“老弟，只要你说出那笔宴请的餐费不是在你这儿报的，是我们单位一把手出的，他马上就会被打倒。你大哥我就可以接任一把手了。某某领导讲了，深圳的河北办事处还缺一个主任，是副厅级，你马上可以去。”
谁知，他的姨表弟不为情和利所诱，反而规劝他说：“你在原来那个单位干得挺好的，怎么到了这个单位后像疯了似的，到处乱咬人？咱们哥们儿归哥们儿，但我不能说瞎话害人。”
据了解，杨益铭操持的专案组，为查出石坚案的所谓政治背景，找出向中央告程维高状的人，先后调查、传唤了上百人，遍及香港、福州、厦门、上海、北京、大连、咸阳以及河北保定、唐山等地，给许多被调查人造成了身心摧残，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原任唐山市某县县委书记王某，大胆改革，经济建设在全省名列前茅，该县成为全国百强县后，王某曾被石坚聘为《中华儿女》理事会理事。当杨益铭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某被以贪污罪和受贿罪立案侦查，王在看守所被无端关押了两年零八个月，直到程倒台后才被平反释放。
——《中国发展》杂志有两位副总编关某、程某，他们都是著名作家。为从石坚的这两位助手身上挖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杨益铭频频传唤这两位无关人士，采取恫吓利诱的方式，企图得到石坚的所谓“罪证”，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时任某省作协主席的著名诗人尧某曾和石坚过从甚密，杨益铭便想从尧某身上找到石坚的所谓不法罪证。他们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竟然对尧某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硬抠死挖。但一身正气的尧某毫无畏惧，坚定拒绝。
虽然杨益铭专案组等人煞费苦心，到处折腾，但最终也没得到程维高所想要的东西。
1996年7月19日，即石坚被收容审查期满的前一天，杨益铭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看守所和石坚谈话。他口气友好地说：“石坚，程书记对你特别关心，要你划清界线，不要再和原省委的一些领导掺合在一起，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放你出去。”这一无理要求，又一次遭到了石坚的拒绝。
此时，杨益铭等人已是骑虎难下，看通过石坚实在整不出其他人的政治材料，对程维高不好交代但又不能把石坚放出去，放出去等于放虎归山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他们恼羞成怒，进一步迫害石坚。
他们在调查中得知石坚所在公司女工作人员较多，在杨益铭看来，既然他的身边“美女如云”，别的问题没有，石坚在男女作风上也肯定有事，能找到石坚这方面的问题，也算对“老板”有个交代。
于是杨益铭专案组开始传讯调查在石坚身边工作过的数十位同事，有时甚至是逼迫他们编造石坚的男女关系问题。不过，这些被调查的人还是“良心”“正义”占了上风，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按专案组的意见办。
富于戏剧性的是，杨益铭见“男女之事”没有收获，就向程维高谎称，石坚在唐山地震中致残，已丧失了“性功能”。石坚为了免生祸端，只好苦笑默认。
为了把石坚关进监狱，他们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地给其罗织了三大罪状：
一是贪污罪。
1992年初，石坚被《中华儿女》杂志社聘任为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
其实，《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只是杂志社下属的一个联谊性机构，不是独立的法人。石坚所担任的所谓的秘书长也就是个对外称谓而已，石坚既不是该杂志社的正式工作人员，也不具有任何行政管理职权，杂志社连工资都不给他发，他的任务就是以理事会的名义向社会拉广告，然后杂志社按所拉广告费额度的20%给其提成。
这年夏天，石坚的弟弟在老家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向石坚借5万元。石坚一时拿不出，便向朋友高峰借了4.8万元。高峰以“宣传费”的名义把钱打在了《中华儿女》理事会的账户上。石坚收到这笔钱后，自己又加上2000元凑齐5万元，经请示杂志社领导同意后，通过理事会的账户给其弟汇过去。一个月后石坚将借高峰的钱用现金如数兑还。
这本是一笔正常的个人之间借贷关系，但杨益铭等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一口咬定石坚的这种行为构成贪污罪。
二是伪造印章罪。
1992年7月，石坚在被聘为《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不久，为便于对外开展工作，拿着《中华儿女》杂志社开具的介绍信，通过石家庄的朋友高某刻制了“中华儿女理事会”等工作印章，1993年在其不担任秘书长职务之后，便将印章交给了杂志社负责人。这本来是一起正常的工作行为，但杨益铭等人以此事借题发挥，强行认定石坚的行为构成伪造印章罪。
三是投机倒把罪。
1995年，时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石坚在河北外贸包装印刷厂印刷了《中国发展》杂志一万余本，其中寄给福建伊人集团董事长李某1千册；向有关部门赠阅近8000册，剩余1182册被杨益铭的专案组扣押。这一出版刊物行为被杨益铭的专案组定性为投机倒把罪。他们企图利用这三大罪状置石坚于死地。
由于石坚案发背景特殊，在批捕石坚之前，有关领导从漏洞百出的案情上也看出了问题，曾明确提出：石坚的案子在河北办理不适合，按照法律规定，即便石坚有罪，也应由其单位的所在地北京司法机关来查办；石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不符合贪污罪要件，不能走司法程序。这个案子要这么办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的。
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由于程维高坚持要办，再加上杨益铭、李真的积极呼应，这起冤案最终酿成。
预设好的“审前谈话”
1996年7月20日，这一天是收容审查石坚期满的日子，他满心期望能放他回家。
但早饭过后，石坚被专案组人员带上警车又拉到另一处看守所。
下车后，石坚才知道，他这次被转移到了邢台市看守所。
三天后，杨益铭拿着一张逮捕证，在审讯室里幸灾乐祸地说：“石坚，告诉你，你已经被正式逮捕了，签个字吧！”
石坚对杨益铭等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不服，拒绝签字。
杨益铭慢悠悠地说：“你签不签字都无所谓，反正你进了这个地方就别想再出去了，以前享受的美好生活也就别再想了！”说罢，得意洋洋地转身而去。
为逼迫石坚认罪，杨益铭、李真等人以让其写交代材料等借口，对石坚实行车轮战，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同时，他们还唆使和石坚关在同监号的在押人员，几乎天天制造摩擦打击石坚。
在长时间的精神和肉体遭受非人的折磨下，导致石坚双耳失聪、严重便血。
杨益铭知道，他们强加给石坚的三项罪名在法理上很难站住脚，特别是投机倒把罪在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法中即将被取消。
为了把这一罪状定在石坚的头上，他们决定赶在新刑法实施前由法院开庭审理石坚。
1996年12月上旬，石坚从邢台看守所又被转到石家庄市看守所。第三天，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来到看守所向石坚送达了起诉书，并告诉他：六天后开庭，你有权利联系家人为你聘请律师辩护，石坚当即把家里电话告诉法官。在石坚的坚持下，这位法官同意尽快和他家人联系。
家里人很快从北京中联律师事务所请到了张星水律师。由于开庭在即，时间紧迫，张星水律师连夜赶到唐山，迅速和石坚的家人办理了律师执业所要的相关手续。
张星水律师在审阅了全部案卷后认为，指控石坚的贪污罪、伪造印章罪、投机倒把罪均不成立，石坚纯属无罪受冤，应予纠正。经法院许可后，张星水律师会见了石坚，并告诉他：在法庭上准备为他作无罪辩护。
1996年12月27日上午，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石坚贪污案。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石坚认真回顾了自己被无端关押的前因后果及受到的非人待遇，他要在法庭上向旁听的群众揭露这一因政治迫害而酿就的冤案内幕。
开庭前石坚信心百倍，虽然他知道张星水律师将在法庭上为他作无罪辩护，但是，他还是根据切身体会，十分认真地为自己准备了无罪辩护词。但在离开庭还有十多分钟的时候，石坚在候审室里突然被司法警察带到了该院某负责人的办公室。
这个负责人示意法警出去后，很客气地让石坚坐下，亲切地说：“省领导很关心你，今天开庭只是走一个过场，庭审完时间不长就会放你回家，希望你开庭时配合一下，涉及到领导的事儿，法庭上别乱讲。你在法庭上就事儿说事儿，别扯别的。”
既然该领导说的这么明白，再加上坚信自己无罪，石坚相信了这个素未谋面领导的话。本来，事前准备好在法庭上揭露杨益铭、李真专案组等人丑恶行径的话，在开庭时他咽在肚子里只字未提，除了申辩自己无罪受冤外，他顺从地按照这个领导的嘱咐配合法庭走完了审理程序。
第二天，张星水律师再次会见石坚，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和法院沟通，有可能判缓刑，你再耐心等几天，很快就会作出判决。”虽然说判缓刑也是有罪，但律师的话，对于渴望早日恢复自由的石坚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喜讯和安慰。
就在石坚满怀期望等待着从狱中出来的时候，1997年1月23日，长安区法院的法官向他宣布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伪造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
这一判决，瞬间击碎了石坚的所有期盼和遐想，他感到自己再次被人所戏弄。
事情过后，石坚才知道，当初庭审前这个领导找他单独谈话时所讲的那番话，是预先设计的，就是想安抚石坚，避免石坚在法庭上讲出本案的真相，出现令人难以收拾的局面。
事后，他秉承杨益铭以及李真对石坚一定要予以重判的意见，硬是将专案组罗织的罪名强行加在石坚的身上，枉法判处了石坚10年有期徒刑。
比蜀道还难的洗冤之路
虽然无辜受冤的石坚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但杨益铭以及李真等凭借着他们的政治权势向司法机关施压，硬是判了石坚10年有期徒刑，总算给程维高有了一个交待。
1997年1月27日，石坚收到了长安区法院编号为“（1996）长刑初字第287号”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后，当即表示不服，并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张星水律师接到判决书后，极为震惊。
本来石坚的案情只要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其中的问题，根本无法定罪，长安区法院公然背弃法律，唯领导旨意是从，颠倒黑白，枉法判处石坚有期徒刑10年。代理了多起刑事案件的张星水愤怒了，他上下奔走，调查取证，为二审辩护做准备。
张星水奔波呼吁的正义之举引起了杨益铭、李真等人的不满，但他们对这位来自北京的律师还是有所收敛，不敢肆意妄为，只好派人警告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说话办事想好了再说。办石坚案不要忘乎所以，不要什么事都管，干好自己的差事就行了。”
石坚的家里和他熟悉的一些朋友也接到了许多匿名恐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替石坚说话，否则要考虑后果。
专案组的警告没有吓退张星水，他反而从此事中看到案件背后隐藏着的另一种势力和罪恶。此刻，他感到仅凭自己孤单之势难以支撑全案。于是登门求助大学时的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
夏家骏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夏教授在认真听完学生的讲述和详细看完石坚案的有关材料后，语气沉重地说：“这的确是一件人为炮制的冤案，我一定要管！”老师的话，给了张星水勇气和信心。
1997年3月20日，夏家骏教授、张星水律师以及石坚亲属，联合致信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反映石坚案的疑点和冤情，对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有失公正的判决提出了质疑，希望人大领导能过问此案。
时过不久，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负责同志接见了夏家骏常委和张星水律师，认真听取了专家对石坚案以及冤情的介绍。
人大信访局对夏家骏常委和张星水律师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视，在对相关材料进行仔细审阅后，认为应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予以核查。
人大信访局先后数次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他们认真调查，并报结果。
全国人大信访局对石坚案的关注震慑了冤案的制造者。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石坚案，竟会引起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信访部门的如此重视，且反映快捷迅速。他们更不敢让夏家骏这样的著名法学家前来旁听他们制造的冤案庭审。
于是他们强令石家庄市中院对石坚上诉案，二审时不公开审理，要以书面审理的方式快速结案。
当时，程维高在河北一手遮天，在杨益铭及李真等人直接施压下，石家庄市中院没有公开审理就于1997年5月15日对石坚上诉案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7年6月1日，张星水律师再次致信全国人大，对石家庄市中院的二审裁定表示不服，认为石坚是“清白无辜”的：“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对石坚一案依法纠正，以避免一起冤假错案的发生。”
1997年6月4日，全国人大信访局函致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张星水律师提出的意见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但全国人大信访局的这一建议仍未被石家庄市中院采纳。
为搞清石坚一案的性质，国内知名刑法学专家也对此案进行了反复论证，结论是：
石坚“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主体不合格，客体不存在，因而贪污罪不成立”；
石坚“刻《中华儿女》理事会印章是经《中华儿女》杂志社负责人授权同意的，伪造印章罪不能成立”；
石坚主办的“《中国发展》杂志社是在香港合法注册登记的刊物，所刊全部文章都是爱国健康的”，且该杂志“没有出售过一本，没有任何盈利行为，投机倒把罪不能成立”。
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石坚所犯“贪污罪、伪造印章罪、投机倒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对石坚依法宣告无罪。
专家的意见在当地并未得到任何响应。
各方联手 无辜者终获清白
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信访部门的过问和刑法专家的意见均未产生效果，石坚很快被投进监狱。
在服刑期间，满腹悲怨的石坚不断地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诉自己的冤情，盼望着神州青天的出现。
夏家骏教授也一直在关注着石坚案的发展，一直和服刑的石坚保持着联系。石坚每转一个监狱，夏家骏教授都不顾年事已高，不辞劳苦地到监狱亲自探望，并不断鼓励石坚：要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司法机关，河北的政治环境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你的冤案终有一天会被纠正，制造冤案的人终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夏教授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
2000年2月，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河北干部群众多年来对程维高的秘书李真经济犯罪的情况举报，组成“2·23专案组”，开始彻查李真的问题。由此揭开了程维高主持河北政界时李真等人的腐败内幕。
3月31日，李真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根据李真的交待，原任程维高的秘书、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杨益铭等一批官员相继落入法网。
2002年8月30日，杨益铭因受贿罪被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1月13日，李真因受贿罪在唐山市被执行死刑。
在此之前，程维高也因其严重问题而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
春风吹向了燕赵大地，也吹拂到了还在监狱关押着的石坚。2003年11月，石坚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石坚出狱后，在夏家骏教授的支持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申诉。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举步维艰。
在闻名全国的反腐斗士郭光允的引荐下，石坚找到了当年在河北省负责“三讲”指导巡视工作的开国将军阴法唐同志。
阴法唐在河北督导巡视工作期间，夏家骏教授也曾向这位将军反映过石坚遭受程维高政治迫害的事情。老将军爱憎分明，在看完石坚递送的申诉材料后，很快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白克明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石坚案的形成原因，希望白克明同志能妥善处理石坚的案子。
与此同时，夏家骏教授再次署名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信，反映石坚的情况，呼吁尽快纠正这一冤案。
温家宝总理和王兆国副委员长很快相继作出批示。石坚冤案在国家高层领导过问和有关人士呼吁下，开始进入了纠正程序。
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克明同志极为重视石坚一案的再审情况，多次听取有关部门对石坚案的汇报，并多次作出批示。
2004年11月18日，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瑞川同志，在办公室接待了石坚。他亲自给石坚倒了杯茶，和蔼地说：“石坚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会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办好。我可以负责地说，从今天你和我见面起，你的申诉案就正式立案了。现在需要的是时间，你要耐心等待。”
大法官的诚恳态度把党的温暖和有错必纠的政策传递给了石坚。
在此后的十个月内，刘瑞川几次主持召开审判委员会，专门研究纠正石坚冤案问题。
2005年9月1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冀刑监字第22号再审决定，以“原判认定石坚行为构成贪污罪、伪造印章罪有的事实尚不清楚，认定石坚犯投机倒把罪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然而，由于法院内部个别办案人员和杨益铭专案组成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使石坚冤案的再审纠正工作曾一度受到挫折和阻扰。
在刘瑞川院长的督促和各级领导的批示下,2007年6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程序审理，最终决定：撤销原一、二审对石坚的有罪判决，宣告石坚无罪，没收财产予以返还。法院的判决终于还给了石坚一个清白。
一直奔走呼吁的夏家骏教授看到石坚冤案被平反后，欣喜地感慨道：这是正义战胜邪恶，法律战胜权威，最终使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结果，是民主与法制进步的结果。
十年冤刑，七年牢狱，不仅对石坚的身心造成严重摧残，而且也耽搁了他的终身大事。石坚被冤捕入狱前，曾处过一个数年之久的女朋友。两人本来约好1996年10月结婚，但石坚无端判刑10年，女友的等待遥遥无期，只好忍痛割爱，另择他人。
七年后，石坚保外就医，此时，女友已为他人妻，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两人再次相逢，只好含泪相望，叹老天不公，错过了一桩美好的婚姻。提起这些，石坚百感交集。
2008年9月29日下午，记者在采访石坚时，石坚透露：自从去年7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后一年多来，他一直为治疗在监狱里留下的多种疾病穿梭在医院之间，同时又为生计而奔波，所以对一些遗留问题还未来得及进行处理，也未将他的这段经历向外界披露。
他对记者说：“经过这段人生磨难之后，我要特别感谢这些年对我的冤案四处求援的夏家骏教授，感谢直接过问平反我冤案的刘瑞川院长及其他领导，还有许许多多关心我、支持我，敢于主持正义为我鸣不平的人们。下一步有可能的话，我要运用法律武器把当年制造这起冤案的相关人员送上法庭，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或道德谴责。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无视法律、玩弄法律的人最终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
对于一个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来讲，最大的安慰莫过于让作孽者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