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媒体称之为“安徽第一贪”的张秀英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此前她仅是安徽省国资委监管的一家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
仅仅是一个安徽省财政厅下属企业的子公司的负责人，如此巨大的涉案金额，不能不让人深思。
2008年11月21日，被当地媒体冠之为“安徽第一贪”的张秀英一案尘埃落定。
一审判决3个月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秀英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张秀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90年12月，年届不惑的张秀英凭着自身的实力，考入了安徽省财政厅，在工交处任副主任科员。这名在昔日的同事眼里“精明、能干、有魄力”的女强人，最终却因为无止的贪欲，栽倒在她曾经为之付出6年心血的“香港街”工程上。
“小角色”的大贪欲
“我像个赌徒一样，对期货进行投资；像吸毒者对鸦片一样，迷恋着期货,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8月1日上午9时许，曾任安徽省安兴联合总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合肥信息产业市场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张秀英，为自己的罪行做如是忏悔。
其因为涉嫌贪污609万、挪用公款2300万、受贿47万而被送上法庭。合肥市中院公开审理了该案。据了解，该案中单就贪污数额的指控，迄今为止在安徽是最大一笔。
“以前，从没有见过张秀英，媒体上也鲜见她的身影。”当地的媒体记者称是在庭审现场第一次见到张秀英。
资料显示，张秀英在1990年考入安徽省财政厅后，先后在财政厅下属的劳务公司任副总经理。1994年调到财政厅世行处，任安徽世益公司的二级公司海南世益公司总经理。1996年1月调安兴总公司任总经理助理，此时，刚刚履新的顶头上司安兴总经理，即是后来被称为“新徽商”代表人物的蔡文龙。次年2月，张升至副总经理。
1997年7月，张秀英被委以重任，任香港街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开发办主任（分管财务），直至6年后工程结束。其间，她仍担任着安兴期货公司董事长直至2004年12月。
据安徽省国资委知情者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透露，近两年，自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在安徽省国资系统猛烈刮起后，其间包括徽商集团原董事长蔡文龙、安徽能源集团原董事长张绍仓和安徽投资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苏皖董等“重量级”人物相继落马。而张秀英未出事前，在一般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注意的“小角色”而已。
“没想到捞起来后，竟是‘一条大鱼’！”国资委的人士感慨。
“黄金搭档”双双入狱
“1996年1月是张秀英人生的转折。”张秀英过去的同事这样认为，“这一年她被调到安兴总公司和蔡文龙做了同事。”
蔡文龙任安兴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秀英任总经理助理。蔡工作思路清晰大胆，张实干低调，两人工作配合默契，在公司中曾被称为“黄金搭档”。
“蔡文龙是个商业奇才，有着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在资本运作方面，张秀英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据谙熟内情的人士分析，“但蔡身上的缺点也势必会影响张秀英。”
从对张秀英的指控中可以看出，张秀英无论是贪污公款还是挪用公款，均与原来的上司蔡文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8月至1993年4月，张秀英在安徽省财政厅下属的天海实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期间，两次借给阜阳市惠阳公司490万元。1993年4月，张调任同属省财政厅的海南世益公司总经理，惠阳公司无力偿还债务，将其所有的广东省惠州市一块商业用地转让给张所在的世益公司，抵偿两笔借款及利息。
1996年1月，蔡文龙调任安兴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不久，世益经营开发公司交并给安兴联合总公司管理。在资产清理交接中，张秀英私自隐瞒截留了海南世益公司的一块土地，但尚未变更权属。
2002年初，张秀英用该土地抵押借款430万元。次年的1月16日，张秀英将130万元转入安兴期货经纪公司，给蔡文龙弥补个人期货交易的亏损。同年3月上旬，张秀英将96.99万元分两次转入安兴期货公司“刘玉生账户”，据为己有。
2003年，张秀英找到蔡文龙要求借款500万元，用于注册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随后，蔡文龙指令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转入安兴期货公司500万元。
2003年初，蔡文龙决定用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开设的“柏堂平”账户炒作豆粕期货。由于急需追加资金护仓，经过蔡文龙同意后，张秀英将房地产公司被截留在“柏堂平”账户上的206.7万余元转至“刘玉生”账户，供蔡护仓，后该款被全部亏损掉。
2004年2月，因出现严重亏损，房地产公司又转款200万元至安兴期货公司，后又全部亏损。
而张秀英一案的指控则称，1998年10月，张秀英与蔡文龙、毕某商议共同成立天泰城市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随后，张秀英从安兴联合总公司挪用公款1200万元作为成立公司的注册资本，该款验资后归还。
对于公诉机关对自己挪用2300万公款的指控，张秀英不持任何反对意见，但一再向法庭强调：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因为单位的工作需要，并非个人擅自行为。
公诉人对此随即指出，张秀英挪用公款指控中的第四笔就为个人捞取了好处，并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2003年，张秀英分两次从安兴期货公司挪用公款500万元，给阜阳宝鼎粮油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活动，并收取该公司以利息为名支付的好处费20.85万元。
据安徽省纪委熟悉案情的人士透露，张秀英被“双规”后，“积极举报他人的犯罪行为，检举了原上司蔡文龙（另案处理）和张皖安受贿、张春行贿的犯罪线索。”
国企成了提款机
安徽省国资委一位曾经参加过张秀英一审庭审的人士坦言，在张秀英眼里国有企业变成了她的“私人企业”，企业则是她的提款机。
“尤其是在香港街的建设上，使尽各种手段，中饱私囊，捞取好处。”该人士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坦言，“这时候，可以看出张秀英贪婪与大胆的另一面。”
2000年6月18日，张秀英受安兴总公司委派，担任香港商业步行街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开发办主任，分管财务。在此期间，她私自将指挥部资金转入期货账户进行个人期货交易，并造成严重亏损。
一审判决书中显示，到2004年11月底，指挥部短期投资未转回资金为550万元，其中包括指挥部短期投资股票交易亏损153.271万元。张秀英将指挥部上述亏损额增为396万，让财务人员在指挥部短期投资账户冲抵，虚增的242.728万元被其用于弥补个人期货交易的亏损。
2004年12月，安兴期货公司向华安证券的股权转让工作结束。张秀英又虚构安兴期货公司欠指挥部150万元的事实。张计算150万元到账后，指挥部短期投资账户将多出46万元，遂于2005年3月17日、4月28日分别转出30万元、16万元到安兴期货公司“方蓓”期货账户，据为己有。两次并不复杂的“运作”，288.728万元的公款收入囊中。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与原上司蔡文龙合谋侵吞海南世益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款226.990万元外，另外一笔则是利用其担任安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便利，在公司股权转让中，将公司所有的93.548万元隐匿不报，据为己有。
一审庭审中张秀英证实：指挥部短期投资账户由其个人掌握、支配，交易盈亏情况只有自己知道，其从未将交易凭证交给财务入账。
“三张”结成贪贿联盟
2007年12月21日，已逾古稀之年的张皖安，站在合肥蜀山区法院受审。张皖安是张秀英的同事，合肥香港商业步行街开发办原副主任。其被控在商业街建设期间非法收受他人钱财，数额达80余万。此外，张皖安还涉嫌伙同上司挪用公款100万元。
而与他同堂受审的还有向他和张秀英行贿的张春。他们二人的落马，则源于张秀英的主动揭发。
据公诉方指控，2002年8月至2004年8月，张皖安在合肥信息产业市场工程指挥部(又称合肥市香港商业步行街工程指挥部)担任开发办副主任，在其的帮忙下，张春结识了张秀英。
张秀英得到了20余万元的贿赂款项，张春得到了香港街楼盘的独家销售代理权。张皖安和张秀英的妹夫新成立的安明物业管理公司，面临巨额的注册验资缺口，张秀英则投桃报李，从香港街工程项目款中，挪用100万元人民币作为验资资金。而新成立的物业管理公司，将管理即将建成的香港步行街。
据公诉方指控，为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张春通过张皖安转送给张秀英两万元；2004年1月，张秀英兄弟姐妹要去新马泰旅游，张春又给张秀英送去两万元；2004年5月18日，张春向张秀英行贿20万元人民币。
庭审中，张春数次表示：他送钱给张皖安及张秀英是为了能够顺利取得香港街的楼盘销售代理权。但之后有部分行贿行为是在“对方索要”的情况下实施的，他实在是“别无选择”，就想能尽快结算售房提成和代理费用。
针对被控挪用公款的罪名，张皖安表示自己只是向上司个人借款，“并不知道这笔钱是公款”。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2002年下半年，张秀英在香港街土建工程中为梁雨平提供帮助，梁让其姨妈给张送去两万元感谢费。2004年，梁为了能尽快结清工程款，又让其姨妈给张送去两万元人民币。然而，2005年夏，在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匡炳文被立案调查期间，“心虚”的张秀英将4万元钱退还给了梁雨平的姨妈。
呼唤反贪立法与时俱进
对于张秀英的落马，安徽省国资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职监事称“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其贪污、受贿及挪用公款竟达2900余万元之巨。
“她只是省财政厅下属企业的一个子公司的负责人，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该人士称。他认为，官场的贪腐，“将长久地破坏着本地区招商引资的环境”，比如肖作新、王怀忠二人落马对阜阳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而企业高管的贪腐，则毁坏了当地政府长时间树立的品牌，比如蔡文龙案给安徽省着力打造“新徽商”品牌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张秀英犯罪的过程来看，单位行为、职务行为、个人行为、集体行为甚至一些组织的行为交叉其中，复杂的程度难以想象。“正如张秀英的辩解，其炒期货所用的账户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确为单位所有，在2003年后的另一阶段是属于个人所有。”
该人士分析：“在对待一些企业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具体运作方式上，我们的立法显然滞后了。”反腐和立法，不能与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行为相脱节。
“张秀英的案件因一纸判决书而结束了，而此案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他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