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朱铃： 人物名片 朱铃：1929年9月出生于江苏南通，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教育部“两课”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两课”巡视员，四川省党史学会副会长。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参与编写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 讲授党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 记者：在您看来，党史教育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朱铃：我们从事的课程与单纯的党史研究不同，既是历史科学，又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是将研究与育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帮助同学们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这个角度讲，我不仅是研究工作者，更是教育工作者。 记者：近60年的研究与授课经历，您觉得教授好这门课的关键是什么？ 朱铃：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教好？如何教好这门课？有两位老师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195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的老师何干之认为，讲授党史课程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能从心底里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位老师李新说，讲好的关键在于讲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讲。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一门政治性、党性和思想性极强的科学，上面这两句话分别阐述了学科的科学性和育人的功能性，将其很好结合起来正是关键所在。 为了补回失去的10年，将退休推迟了10年 记者：作为党史教育变迁的亲历者，您能否简要介绍这60年来的变化？ 朱铃：1952年-1966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鲜明的对比，给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的我们极大鼓舞，我们都满怀喜悦，积极投身教学工作。但当时的党史教育受苏联模式影响较深，有些照本宣科。文革期间，正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被迫中止了。 1976年-1999年，虽然到了我人生的晚年，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史教育工作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重新回到实事求是这个我党的光荣传统上来，从封闭、教条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讲述问题，自由讨论问题、自由发表看法，这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正是为了补回失去的10年，我将退休推迟了10年。 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党史教育渐入佳境 记者：1976年后，党史研究与教学出现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朱铃：首先是研究领域得到拓宽。1976年后，我开始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功与失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研究视野跳出中国，开始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上看待问题。此前共产国际是研究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开了这个研究禁区。 1985年课程改革后，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从此向上延伸到1840年，使得视野更深远，从整个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 如果说前面的研究都是补回从前欠下的课程，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上来，争取做到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 记者：您认为1976年后党史教育渐入佳境的原因是什么？ 朱铃：研究和宣传中共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坚持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九十年。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讲中共党史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怎么样根据历史的必然，最终走上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的党史越来越走向实事求是，这就是最大的变化。 【讲述】 党在与时俱进，研究与授课也要与时俱进 从1952年工作至今，今年正好59年，这期间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1952年我刚到西南交通大学的时候，资料室只有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藏书只有几百册，而现在整个楼层都是我们的资料室。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资料丰富多了，各种档案材料都公布出来。拥有这些材料，研究党史就更能做到实事求是。另外，自由的研究学术气氛逐渐浓厚起来，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问题。 在外界条件具备的同时，政治课老师更要从自身做起，与时俱进，一定要有政治敏感性，要时刻关注新的东西。同学们关心的问题往往是与现在发生的问题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听广播，关注中央会议或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观点，要能够结合到授课内容中去。 对我们来讲，教案每年都在变，每个月都在变，甚至明天和今天讲的都不一样。实时更新，与时俱进。像“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这句话说得多好，告诫我们既要有伟大理想，同时也要踏实工作，这些都要记下来，补充到讲课内容中去。现在退休后，我的主要支出集中在订阅报纸和杂志上，每天都要花2-3小时阅读和学习，还要对好的内容剪报记录，如果不看书，我不敢走上讲台。 最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就是讲课得到学生的认同。 我不仅是研究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主要是教育，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学生、教学上。退休之后，1999年至今，我的主要精力用于培养青年教育工作者，最骄傲的不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我的成果在学生上头，我看到学生成长比我自己发表论文还要高兴。 每年新同学入学时，学校会邀请我去为他们作报告。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学生家长的来信，让我非常欣慰。信上说，“我的儿子将你讲课的内容都对我讲了，他说有你们这样的老师，我们家长就放心了。”能做家长放心的老师，你说多快乐啊。 我们的生命虽然不长，但我们的生命在学生当中得到延长；我们的事业也许不太辉煌，但我们的事业在学生当中得到延伸。 【记者手记】 “如果不看书，我不敢去作报告” 朱铃老师今年已82岁高龄，右眼基本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但仍每天坚持阅读学习2-3小时。他说，“新知识很诱惑人，如果停止阅读，我的研究生命也就结束了，如果不看书，我不敢去作报告。” 正是这种坚持学习的精神，支持着朱铃老师年逾八旬仍能在讲台上纵横古今。据同学们介绍，朱铃老师上课时从来不用讲义，所有的内容都记在脑中，一些数据和表述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为了追求数据的准确，朱铃老师讲课时偶尔也会带着卡片。他说，“我视力不好，只能完全靠记忆，但为了准确起见，例如最新的GDP数据、粮食产量等还是要写在卡片上。” 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朱铃老师学习与工作中处处可见。在采访结束后第二天，朱铃老师拜托同事向记者转达了一份书面资料，内容是对采访中一些用词的订正，以及涉及的人名等细节。 他的解释是，一些年代久远的往事和人物，回忆起来仍需要点时间。由此，一些问题自然而然找到答案：为什么82岁的老人仍然能够不依赖讲稿完成一场3小时的党史讲座？为什么他讲授的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精品课程？这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