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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公报 人事任免 调查研究 一府两院传真
跟着党,我找到了救国道路
时间:2011-06-24 来源:四川日报

  人物名片
  马识途,革命家、作家。1915年生于忠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以及纪实文学《在地下》等多部文学作品。
  他为信仰而生,亲历九死一生的敌后潜伏岁月,虽九死其犹未悔。从一个怀揣工业救国梦的热血青年,到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在英雄的年代写满传奇。
  他就是马识途。
  6月10日,记者来到了马识途的家中,听这位96岁老人讲述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讲述他怎样坚定信念,跟着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生于忧患年 少立报国志
  记者:马老,您出生在军阀割据的战乱年代,儿时的学习对您走上革命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
  马识途:我生于穷僻之乡,长在动乱之年。那个年代国弱民苦,激发了自己改变这一痛苦现状的动力。
  上世纪初期,四川农村兵匪猖獗,我的幼年就是这样度过的。似乎从我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家和所有的乡亲们,就老是在“逃兵”或者“逃匪”。实在分不清楚谁是兵谁是匪,反正一样。
  上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个国耻日,仅在5月的第一周,3日、7日和9日都是国耻日。巴黎和谈失败、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混战这些事件在小时候就印在了脑海中。
  我的父亲是主张新学的饱学之士,家中除了国学史书,一份每天家人必读的刊物就是《大公报》。父亲让我们读报上的文章,不管是针砭时弊的进步文章还是文艺副刊,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幼时看大量史书,我就知道,祖国是这么一个有丰富文化的古国,爱国之心也油然而生。为我泱泱中华做贡献,便是最大的理想。
  初中我是在陶行知先生任校长的农村中学读的。那时教师有老夫子,也有共产党员,所以我开始接受新东西,还跟着去农民家宣传“不给地主交地租”。
  峥嵘岁月里 找寻一盏信仰明灯
  记者:您的求学经历也是参与进步活动,逐步向党组织靠拢的过程,能介绍一下吗?
  马识途:我的父亲定了一条家规:走出去,到四川以外的更广天地里找自己安身立命的道路。1931年,初中毕业后我就离开四川来到北京,考进了北平大学附中。
  那时候开始接受学校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丧,来自东北的同学痛哭流涕,大家都义愤填膺。
  一次我们为前线官兵募捐,在长安街的一个歌舞厅门口,拦住了一个像是高官的人,给他讲道理让他出钱,结果被嘲笑了一番。后来知道那个高官是当时国民政府驻北京的一个师长,他不屑地把一元钱甩在地上,然后大摇大摆进了外国人的歌舞厅。
  国家内忧外患,他们却天天享乐,国家岂能安定?当时我就对政府十分失望。
  那个时代,有志气的青年把参加共产党当作最高理想。其实,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很明确,就觉得很美好,很向往一个和平的不受剥削的社会。
  那时我抱定了“工业救国”的思想,一定要学好数理化。老师们经常教育我们“国家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同时,我组织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当时主编学校壁报《火车头》,与同学探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排演俄国话剧《白茶》。
  1933年,日军入侵平津郊区,我南下上海,考进了上海浦东中学。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爆发。我参加到学校示威游行中去。12月下旬,我们与上海各大、中学校进步同学一道去南京请愿,在中途的一个火车站,学生们被国民党派来的军警们拦下了。那时候开始认识共产党了。在车站的墙上,我用毛笔写下了“打倒蒋介石,坚决抗日”的标语。也正是这条标语,让我的爱国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随后一个穿着工服的青年走到我身边,把我拉到人群边的石头上坐起,说我写的标语不恰当。半小时的谈话后,我对这个青年由最初以为是国民党特务而心怀戒备厌恶,转变为敬佩。他跟我讲了现在全国抗战的形势,讲了民族统一战线,讲了斗争的策略。后来别人告诉我,那个青年是中共地下党。
  找到新梦想 坚定跟党走
  记者:从这里开始,您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并最终入党?
  马识途:请愿被阻挠后,我开始思考自己 “工业救国”的梦是不是正确。1936年7月,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在参加抗日进步活动时,接触到了南下的民先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
  那时就知道了,“工业救国”行不通。加入共产党才是新路子。1937年,我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入上海。我和八九个进步同学(其中就有机械系的同学刘惠馨,后成为我的爱人。1940年,刘惠馨被叛徒出卖被捕英勇牺牲,我的《清江壮歌》就是以此为题材所写)组织了农村服务团,到南京近郊晓庄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当时想领导群众上大茅山打游击。
  其间,南京的党组织派党员来参加活动,上级决定吸收我和刘惠馨入党。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办入党手续,日军已逼近南京。我们几个同学按照组织安排撤退到武汉。
  1937年12月,我和刘惠馨由董必武介绍到原鄂豫皖苏区七里坪参加湖北省委举办的党训班学习。在学习中,聆听了方毅等老同志讲党课,初步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工作方法。还听了叶剑英等老同志讲解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
  两个月的党训班学习结束后,我被湖北省委组织部调往武汉做工人工作。1938年3月,在钱瑛、方毅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一天,仪式很简单,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那天是我最理想的日子;我改了名字,叫马识途,因为找到了道路。
  坚定信念 奋斗终生
  记者:在您写的纪实文学《在地下》一书的自序中,您说那时许多知识青年都是被“逼”出来的革命者。为什么呢?
  马识途:为了拯救祖国免于灭亡,中国许多知识青年,敢于把脑袋挂在裤腰上,九死一生,拼命地干,直到解放。这样的“傻瓜”,我就是一个。但我们的“傻”,是被逼出来的。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屠刀逼出来的;被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忍看中国半壁江山沦亡,仍然坚持内战的亲痛仇快逼出来的;被那些被压迫与被奴役的中国同胞的鲜血和眼泪逼出来的。
  我在书里写过,中国就因为有这么多“傻瓜”,赔着青春,赔着生命,义无反顾,英勇献身,终于迎来红旗下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多难兴邦,新中国来之不易,必须千倍努力地保卫它。中国需要“傻瓜”,需要很多很多的“傻瓜”。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还需要。
  记者:马老,您在敌后潜伏工作中九死一生,您当时的妻子与刚刚出生的女儿一同被捕,之后妻子牺牲,女儿下落不明20年。
  马识途:那时的共产党员,每天都准备牺牲。我忍受了很多牺牲,爱人被杀,女儿失踪,妹妹妹夫被杀,我自己九死一生那么多年,无愧无悔,因为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理想。我追求一个幸福、平等、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自己,为这个理想我奋斗终生。
  过去,我们相信胜利会到来,并随时准备牺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无比骄傲。现在,从基层党委到上层领导,有很多很好的党员。
  【现场】
  写两首词献给党
  成都市指挥街,树荫飒飒。这条普通的街道,因为一位老人而在国内许多党史专家、文学爱好者心中以着重号标记。革命家、著名作家马识途就住在这条街上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
  一进马老的房间,首先是一张大的写字台,上面放着马老当天要看的报纸刊物,一张练习书法用的毛毡铺在桌上。马老也是一位书法家,隶书功底深厚。
  就在这一天,他给记者展示了自己5月创作的两首词,专为献礼建党90周年创作,在省内尚未发表。今录一首如下:
  满江红 建党九十周年
  2011年5月
  兴我中华,九十载,峥嵘岁月。惊天地,南征北战,餐风卧雪,荒野长埋先烈骨,神州遍洒英雄血。才赢来,历史人民写,翻新页。
  开新国,创伟业,民为本,情弥切。再长征,怎敢半途停歇。善始寡终殷鉴在,守难取易魏征偈。须从头检验,问谁是,真豪杰。
  注:魏征偈,初唐魏征谏唐太宗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其取之易守之难乎。”
  【记者手记】
  73年党龄的老人
  去年12月采访过马老,因为电影《让子弹飞》取材于马老的作品《夜谭十记》,那时他在我心里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再次接到采访马老的任务,自己先因材料上的两个数字而惊叹:96岁高龄,73年党龄。马老是响当当的革命家。按照马老自己的话,他是“职业革命家、业余作家”。
  虽是近百岁高龄,马老在屋里走路不用人搀扶,言谈思路清晰敏捷,只是听力受限,需借助助听器。在事先传给马老的采访提纲中,马老说,将重点说下自己如何在动乱年代找到信仰最终加入党组织的,这段记忆少有提及,对年轻人或有启发的意义,其他的经历有资料可查。
  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在我们年轻人眼中,坚定信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上世纪20年代的当事人讲述历史的车轮如何前行。“不做亡国奴,就要以自己的行动救国。”马老说,要改变国家的落后现状,就要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时代选择了共产党。
  真正做这些事情,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马老说,在从事地下工作多年间,有8个字谨记心头:相信胜利,准备牺牲。
  对很多人而言,这或许只是电视剧中才有的台词,而对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而言,这是冲破黑暗的利剑。
  采访最后,向马老讨教长寿的秘诀。马老拿出一个单子,上面列出了冠心病、高血压、结膜炎等8种病的治疗配药,“没有长寿的秘诀,我的身体也是在和病症斗争,如果要说斗争经验的话,就是要乐观。学会拿得起、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