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是位声名赫赫的人物，许多腐败大案的查办和高官的落马，是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无锡邓斌案、沈阳"慕、马"案、河北李真案等。刘丽英办案,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民间称她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甚至把别人主办的案件(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也归在她的名下。这无疑寄托了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殷切期望。对她的出身背景，也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版本是把她说成刘伯承元帅的女儿。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最近出版了回忆录《往事回首》，披露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过程，以及到中纪委之前在沈阳公安局工作的经历。刘丽英写书，一如她的办案：严谨细致、实事求是、亲力亲为。人民网读书频道获授权刊登本书部分章节，以下为精选书摘，本书其他内容将于近期陆续刊登，敬请网友关注——
《往事回首》："特务网案"与"爆炸、暗杀案"(1)
“砸烂公检法”，首先是摧垮局领导核心。在通远堡和银行干校的“学习班”上，他们制造了两个大假案，一是以宋光、李宏青为首的“特务网案”，二是“爆炸公安局大楼，暗杀军管会首长案”。
那个前“文革主任”来“学习班”之前，就曾整宋光同志的材料，说宋光同志“参加延安青训班是投机参加的”，“早在旅大时，就与苏军中的特务相勾结，宋光从旅大到安东来沈阳牵线很广，相当复杂”。“宋光在抗美援朝时私藏黄金，企图变节投敌，叛变革命”，是“沈阳的彭真”等。
到“学习班”伊始，他就说“李宏青不仅是走资派问题，得往叛、特、反线上连”，还说“抓董庆祥（市公安局副局长）问题，必须按特务打，不然是打不倒的”。他手下几个造反派起草一份所谓揭露原政治部领导为宋光、李宏青“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大字报稿。他看后立即说：“按结党营私打没劲，要按特务、反革命打，上挂罗瑞卿、陈龙、汪金祥，下联各处处长和分局长”，并说：“光写大字报不行，还要用图表说明，联系彭、罗黑线，按人头加罪名，这样醒目、易懂、有劲。”
随即一张“群丑图”出笼了。
这张“群丑图”把公安部的3位部长、副部长分别说成“特务”、“反党分子”，把市局历任的14名局级干部、38名处级干部、20名分局长和教导员统统打成“黑线人物”。其中被说成“特务”的12人、“反革命”3人、“坏分子”4人、“叛徒”2人、“反党分子”6人、“蜕化变质分子”21人、“阶级异己分子”2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1人，其他“黑线人物”21人。
那个前“文革主任”还亲笔加了一副对联。上联：“魔爪指挥，地富反坏右资叛，群丑起舞，白色政权”；下联：“黑手晃动，匪党军政警宪特，麇集一团，阴谋翻天”；横批是：“沈阳市公安局反革命黑线又粗又长——宋光、李宏青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复辟资本主义黑班底图解。”
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也按照那个“文革主任”的说法，把市公安局看成“叛、特、反的黑窝子”，说“沈阳市公安局是‘特务反革命专政’‘公安局侦查处是海外特务机关在沈阳的联络点、转运点’，公安局里的特务像葡萄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有大特务，有小特务，有历史特务，有现行特务，有单个特务，有集团特务，有蒋介石的特务，有日、美、英、法、苏等国特务”等。
这个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利用特殊的权力，于1967年7月，成立了一个“干部组”，对副处级（包括分局长）以上的干部进行立案审查。
1968年3月，这个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又组织了一个小班子“第六专案组”，对公安机关过去逆用过的特务案件进行秘密调查，亲自决定把原一处秘密使用的一个人抓起来，挖公安局领导干部的所谓“里通外国”、“资敌通敌”、“放纵敌人”问题。随后，又扩大调查范围，组织了50多人的班子，对沈阳解放以来公安机关侦破的100多起特务间谍案件进行所谓“彻查”，把经过上级党委和公安机关批准的正常的侦查活动，说成是为海外敌特机关“发展组织”、“输送情报”、“建立据点”、“包庇掩护阶级敌人”。
1968年8月，他部署起草并上报《关于旧沈阳市公安机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勾结帝、蒋、苏修特务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罪行报告》。
这个报告诬陷说沈阳市公安局“以局长李宏青、副局长张广信、董庆祥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勾结帝、蒋、苏修特务机关，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旧公、检、法机关十五名局、院级干部中，有特务、叛徒、反革命、坏分子十二名，六十七名处（庭）级干部中有叛特反二十四名，三百四十九名科（分局长）级干部中有叛特反九十一名”，“旧沈阳市公、检、法机关在这些人的控制下，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还颠倒黑白地说：“已查出李宏青、张广信、董庆祥等向帝、蒋、苏修特务机关提供了国家机密情报二百余项之多。”此后，经他审查同意，上报了对宋光、李宏青等9名局、处干部实行“军事监护”的报告。
在这起捏造的“特务网”假案中，曾指挥破获过多起重大间谍特务案件的，市委主管公安政法工作的书记宋光，被扣上“特务网”总头目的罪名。局长李宏青被诬陷为“具有二十多年反革命经验的大特务”。甚至连仅仅参加过一些案件研究的办公室主任王长兴，解放初期监督过逆用电台工作的机关党委副书记何力，也被打成了“特务骨干分子”，随后又把主管政治侦查工作的副局长董庆祥，原在东北公安部做过机要工作的副局长韩彬，原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刘子祥、副处长李祥富、文保处处长吴雨霖，也打成了“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的“大特务”。经上报批准，1968年12月初先后动用部队，出动警车，将宋光、李宏青、董庆祥、韩彬、刘子祥、吴雨霖、李祥富、王长兴、何力逮捕入狱，名曰“军事监护”审查，分别关押三四年之久。
同时，他们还大搞“扫外围”，“层层揪”。谁侦查过哪些特务案件，谁就成了哪种特务；审讯过什么样的特务，就成了什么样的特务；做过哪国语言的翻译工作，就成了哪国特务。就这样，他们把市公安局的一些局领导，主要处、科级领导和一大批侦查骨干，打成特务分子，拼凑了一个76人的所谓“特务网”。
如果说制造“特务网”大假案是出于迫害狂的本性，还有对公安侦查业务无知的话，那么，制造“爆炸公安局大楼、暗杀军管会首长”大假案就完全是他们别有用心的阴谋了。
在制造“特务网”大假案过程中，由那个前“文革主任”手下的3名造反派骨干主攻老红军韩彬（市局副局长，曾任东北公安部电台台长）的“特务”问题。
首先他们追逼韩彬交代“电台”问题。韩彬交代不出，政治部的一个造反派骨干便厉声厉色地训斥“态度不老实！”随之便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狡猾抵赖，死路一条！”的阵阵口号声。
这个造反派骨干进而又诱供说：“（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是怎么回事？！中长铁路是怎么回事？！你把电报发哪去了？！”
一会儿令韩彬站起来，一会儿逼韩彬低头。
在一阵喧嚣威逼之下，韩彬说：“发锦州去了。”
这个造反派骨干说：“不对！”
韩彬又说：“发丹东去了。”
这个造反派骨干仍大喊：“不对！”
这时，另一个造反派跳起来用力抓住韩彬的衣领，连续猛拽，举拳威胁。
直到把韩彬逼得说“发台湾去了”，他们这才罢休。
他们在把韩彬打成“特务”后，继续追逼韩彬说：“你交代的这个问题，只是刚刚开始！”“你还得交代与宋光、李宏青的重大问题！”
那个前“文革主任”威胁说“你韩彬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你要交代重大问题”，甚至恫吓：“你还要像方泽（沈阳市法院副院长）那样不交代把肋骨打断两根吗？！”
政治部那个造反派骨干又引供说“你要不交代还得斗你”，“你到黄守宝那儿去过几次？”“都接触了哪些人？”“你们对军管会首长的危害都有哪些打算？!”“炸大楼你要交代！”
经过了一番威逼、引供、恫吓之后，“爆炸市公安局大楼、暗杀军管会首长”的离奇大假案终于出来了。
下面就是他们制造的大假案：
1967年夏天，市委书记宋光、市公安局局长李宏青和邹永（当时的副处长）、刘丽英、韩彬及处、科长等24人，在公园里开会，密谋暗杀×××（军区某部负责人）、×××（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暗杀的方法是派人坐轿车尾随×××、×××的汽车，在路上寻找机会下手。同时，派人去爆炸市公安局大楼。炸大楼的方法是，把一百支雷管和两吨炸药装上一辆大卡车，从市局正门开进楼里去引爆。这样就能进行反夺权。
只要到过沈阳市公安局和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宋光、李宏青同志早已被打倒，受到严密监控，怎么有可能组织那么多人在公园里开密谋会呢？当时公安机关已由军区派出大批军人实行军事管制，暗杀军区、军管会一两个负责人，怎么就能夺得公安局的大权呢？公安局大楼的正门，有那么高那么多的台阶，装炸药的大卡车怎么能开得进去呢？就是坦克恐怕也很难撞进去。再说，炸个大楼，对“夺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他们就是要把假的打成“真”的，把假案办成“真案”。
为了弄假成真，他们陆续对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韩树清、宣教处长张增顺、局办公室副主任李向华、一处副处长战金一等同志大搞刑讯逼供。
造反派骨干对这些同志采用拳打脚踢、揪头发、打耳光，甚至拉到汽车库、河边沙滩、树林、玉米地、食堂、菜窖等地，用树条、棍棒、皮带等进行毒打，那个领头主攻此案的造反派骨干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编写了9期所谓“战报”，宣扬他们“抓住矛盾，猛追到底”，“反复迂回，政策感化”，“施加压力，突破缺口”，“诱敌深入，诱虎出山”等经验。
那个前“文革主任”亲笔批示，充分肯定。随后他们到原八处（技侦处）、行政处、三处（文保处）等单位煽风点火，介绍“案情”，掀起了对受株连的同志大搞刑讯逼供的高潮。
实际上在这起假案中，不仅被逼出的口供不一样，就是他们追问的内容也不一样。参加所谓黑会的成员，一会儿说有这个，一会儿说有那个；开会的地点，一会儿是南湖公园，一会儿是青年公园，一会儿又是中山公园。有的说是从青年公园北门进去的，其实青年公园北边是一条河，根本没有门。
在所谓作案时间、情节和暗杀对象上，也是众说不一。他们不顾申辩，竟采取“集体对质”的手段，以图统一口径，弄假成真。
我和丈夫李文彬都被他们说参加了“黑会”，说我是“联络员”。在批斗会上追问时，我坚定地说：“不仅我没有参加，这样的黑会，我敢拿脑袋担保，李文彬也没有参加。”我还对他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你们这是统一口径，在制造冤假错案。”那个造反派骨干气急败坏地喊：“刘丽英多么嚣张！”立即把我拉了出去，揪头发批斗，但并没有使我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不罢休，继续威逼。尽管在棍棒折磨下，所谓“青年公园开黑会”，“两吨炸药、一百只雷管，卡车载运，在市局大楼中厅引爆”，“暗杀军管会负责人”等过程也还是没能统一起来。
在24名同志的所谓案卷中无一事吻合的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在“干校”结束前，不宣自否。但是主攻这起大假案的造反派骨干却继续威吓受害者：“不许翻案！”
他们还于1973年5月8日找韩彬同志谈话，要挟韩彬不能说此案是逼出来的，不能把罪过归于所谓的“群众”。政治部的另一名造反派骨干利用“审干”，逼迫韩彬在所谓“检查材料”中写上“反军”字样，甚至当面说韩彬是“假党员”，妄图将韩彬压住。
后来在中央强调落实干部政策，一些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后，他们借所谓“批林批孔”、“反回潮”，继续对这些老干部进行打击迫害，妄图把他们重新打倒。
在宋光同志出来工作任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后，那个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召开局党委扩大会，以“吹氧”为名，进行围攻，说：“宋光这个人老奸巨猾，得好好整整。”在市公安司法战线会上，他又亲自组织了所谓大批判发言，把“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等罪名，重新扣在宋光头上。
1972年李宏青同志被解除“军事监护”后，那个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仍以种种借口不给安排工作。在“反回潮”中，又把“资敌通敌”的罪名再次扣到李宏青的头上。李宏青1948年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担任治安科长期间，因侦查工作需要，使用过逆用电台侦查敌人。这个问题经3年多的“军事监护”审查已经清楚，没有任何问题。1974年8月，那个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又指使人写了《关于重新审查李宏青为敌特机关输送情报问题的报告》，诬陷李宏青于1948年给蒋特机关发去了“暴露我军入关行动和时间”的情报，“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泄露军事机密的事件”。他在审阅时亲笔加上了“是反革命行动”的字样。这个报告由他签发，并亲自送到市委，后又把李宏青往林彪线上挂，致使李宏青再次受到审查，长期不能出来工作。
他们在所谓“批林批孔”中，还把16名长期被审查、不给安排工作的局、处、科级干部分到各处，作为所谓“活靶子”进行批判，逼迫这些干部摆自己的“回潮表现”。另外，还给已经工作的25名处级干部，扣上“路线是非不清”的帽子，开列名单，送给市委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妄图把这批干部调离公安机关。
他们在摧垮公安局领导核心和公安队伍的同时，把一批“造反有功”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委以重任，控制了一些重要部门，有的还被安排到省、市公安领导机关担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