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1〕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一、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主张。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武装民众，参加反日战争和游击战争，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教育，一方面唤起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政策暴露无遗，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启发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二、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思想政治工作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丢了东三省，并为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一直找机会瓦解东北军。为了消灭红军，也为了瓦解东北军，蒋介石把东北军派往西北“剿共”，经过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东北军受重创。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和东北军的处境，认为只有联共抗日，建立起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才是东北军的出路。张杨二将军素有抗日爱国之心。张学良曾说:“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2〕这些为争取张学良将军团结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中共对张学良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争取工作，派出刘鼎、李克农、周恩来等人对张学良进行说理工作。刘鼎对蒋介石和抗战进行中肯的分析，使张学良坚定了联共的决心，推心置腹地给张学良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回答张学良的疑问，并分析当时东北军面临的处境和将来的出路。并对张学良说，东北军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张学良和他率领的东北军还可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3〕张学良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又重视名誉的人，这种推心置腹、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为张学良最终决定联共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对张学良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真诚守信、顾全大局的美德起了重要作用，而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及交往中。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会谈。双方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摒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同时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周恩来还提出愿意留在西安作为人质，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事后他称赞“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4〕。而张学良则承诺，竭尽全力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决不负朋友。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完全了解了共产党主张抗日，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此后，根据与周恩来的约定，他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为己任，屡次劝谏蒋介石，但得到的都是申斥。在这种情况下，从张学良的性格出发，为了抗日救国的大局，为了不负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断然采取了非常手段，对蒋介石实行“兵谏”〔5〕。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共产党人的真诚和顾全大局的美德感染了张学良，张学良为了履行对共产党人的承诺和民族大义而采取的必然行动。
三、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的思想政治工作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赞同，对蒋介石逼着自己和十七路军“剿共”也很不情愿。蒋介石把东北军派到西北“剿共”，既可以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互相残杀，也可以使十七路军和红军互相残杀，可谓一石三鸟。这更增加了杨虎城的疑虑。
杨虎城曾亲自向蒋介石请求带兵上抗日前线作战，但遭蒋拒绝，而杨虎城作为爱国军人有联共抗日的想法，但对中共存在着诸多误解，联共抗日的想法很模糊。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向杨虎城提出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这对杨虎城及其部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为争取杨虎城的团结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中国共产党通过进步人士杜斌丞积极和杨虎城接触，做杨虎城的思想政治工作。杜斌丞不但为杨虎城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分析当时的时局，还成了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对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共产党员魏野畴对杨虎城的思想教育和帮助也很大，在长期交往中，魏野畴详细地向杨虎城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的指出杨虎城屡次失败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魏野畴科学、精辟的见解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坚定了杨虎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决心。其后，中共派汪锋前去联络杨虎城，汪锋给杨虎城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且汪锋的分析正说中杨虎城的要害，消除了杨虎城对红军和中共的误解。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不懈的努力争取和细致入微的理论宣传与思想教育工作，打消了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疑虑和误解，坚定了杨虎城走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为后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做了出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突出的体现在东北军身上。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因此，打回东北老家去，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调来“围剿”红军的东北军，接连受到三次严重的打击，损失兵力3个师。他们“剿共”失败中痛感自己人打自己人没有出路，而蒋介石对东北军仍然明显抱有以“剿共”而消灭异己的不良用心，并且事后又不给东北军以兵员补充和抚恤。这些就为我党和红军主动争取团结东北军一致抗日，为我党对东北军做团结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给东北军以重创的直罗镇战役一结束，我党就开始加紧对东北军进行团结抗日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给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晓之以民族大义，说服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合署名发表《致东北军将士书》，郑重申明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任何抗日武装力量联合抗日，并愿意同东北军全体官兵首先停战议和，团结一致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坚决收复失地。对于被俘的官兵优待他们，给他们耐心讲解联合抗日救国的道理。党和红军甚至通过成功的思想说服教育，把被俘的北军团长高福源争取到了联合抗日的立场上来，使高福源主动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张学良也听取了高福源的劝说，此后我党从张学良那里收到了团结抗日的回报。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为了完成党的历史任务而进行的。西安事变前党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正是为了实现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进行的，并最终为了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