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工作者对毛主席画像进行最后修饰，梯子上挥笔者为廖冰兄。 （照片由于小亮先生提供）
谁都说不清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幅毛主席画像,但在1949年11月7日,广州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幅毛主席画像。画像高90英尺,宽30英尺，由12段画布拼合而成，挂在爱群大厦上足有7层楼高，当时仅搬运就动用了100名学生，当年参与创作画像的艺术家更是大名鼎鼎。记者近日采访了曾参与巨幅画像制作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了画像的制作经过。
1949年11月1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双双出现在了广州街头。别担心，这不是他们打回来了，而是庆祝解放广州的游行正在进行。青年文工团的演员们扮演成“蒋介石”、“宋美龄”和“美国佬”等人物，垂头丧气地在广州街头走了一圈。
在沿江东路419号的一处公寓内,记者见到了83岁的杨剑玲老人。60年前,她还在香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粤港分会工作,和老公于逢一起参加了创作巨幅毛主席画像的过程。“我不是画家,只是帮他们把分成12块的画布缝起来。”杨剑玲谦虚地说。
香港“鸽笼屋”创作大画像
而身为作家的于逢则和美术家朋友一起,从头到尾参与了巨幅画像的创作过程。2008年,93岁的于逢驾鹤西去。在1949年11月,他曾写了一篇名为《毛主席巨像是怎样制成功的》的文章,并于1950年2月份发表在《文艺生活》杂志上。
按照于逢的记述,绘制毛主席巨像,迎接广州解放,这是留港的美术界进步人士在当年10月上旬就决定了的。由于工作比较复杂,筹备花了不少时间,而广州却在10月14日晚解放了。为了不至于太晚,大家匆匆忙忙开工。
参与创作队伍人才济济
现在看来,当年的画家队伍可谓人才济济,有画油画的阳太阳、杨秋人,有画漫画的廖冰兄,有画国画的关山月和黄永玉,还有版画家王琦以及张正宇、张光宇画家兄弟等。美术理论家洪毅然和作家于逢也参与了创作组织。当时还有一个广告公司的学徒,自动要求参加工作,向老板请了一星期假,负责开调油漆和管理杂务。
创作场所是在一座狭小的房子里。这是香港一般鸽子笼式的洋房的四楼,原是“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粤港分会)的会址,没有间隔,可以使用,在香港要找到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容易了。但毛主席像可大得很,上头还有一行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九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怎么办呢？只有横切做十二幅来画。房间的长度是三十二英尺,刚刚好。
杨剑玲告诉记者,画布是当时做米袋用的扣布,比帆布略薄一点。不大的创作室里,画布堆积在角落上有三四尺高,地面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油漆罐子。
大家推选阳太阳和张正宇两个人负责画草稿。三易其稿，虽然仍有不同意见,大家还是决定使用第三幅草稿。广州在之前一天的晚上已经解放了,爱群大厦的四楼挂起了五星红旗。时间是太紧迫了,不容再拖延。
画领袖之手费心思
创作开始了,虽然人多、手乱、嘴杂,但创作的进度还算快。第二天画举起的右手和伸向前的左手,问题又来了。根据于逢的记述,右手在上午画,大家你一笔我一笔,有商有量,配合还算默契。但到了下午却是换了另一班人,意见于是多起来了。有些说,右手画得太灰了,没有血色;有些说,右手画得太瘦了,不像毛主席的手。他们钉上另一幅画布,开始画伸向前的左手。有的主张画法和右手统一,有的主张先画好左手,再将右手修改。
于逢后来回忆说,在反复的讨论中,艺术家们渐渐树立起集体意识,事情开始顺利起来。上午下午轮班的做法也取消了,只要创作需要,大家立即赶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毛主席画像,只用10天就创作完成了。
80岁老人回忆化装参加广州解放大游行
“那天我演美国佬”
1949年11月11日,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游行。今年80岁的袁效贤当年只有20岁,是广州青年文工团的团员。袁叔告诉记者,1949年10月底,青年文工团住在财厅前,每天去永汉公园(今人民公园)学习扭秧歌。“南方人都不会扭秧歌,教我们的老师是从野战军文工团请来的”。
11月11日凌晨四五时,团员们便来中山纪念堂集合,然后步行到吉祥路,游行即将从这里开始。当时的游行队伍分四部分。走在最前面的是解放军,之后是群众队伍。群众游行队伍的前面是两辆车,分别挂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后面又有三辆车,分别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群众队伍之后是文艺游行队伍,最后面是学生队伍。
游行队伍从吉祥路开始,行进到人民政府前面,接受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检阅。检阅完成后,又行进到解放北路一带。到了晚上,还在沙面附近包了十几条花船,每条船上十几个人,载歌载舞,一直庆祝到了晚上10时。
“蒋介石”光头用布包成
袁叔介绍说,当年的青年文工团分为舞蹈队、音乐队、美工队和戏剧队。大游行之前,前面三个队都领到了任务,而戏剧队的十几个人却不知做什么好。后来不知道谁先出的主意,大家决定搞一个化装游行,具体分工是曾仁扮演“蒋介石”,谢雪筠扮演“宋美龄”,袁叔扮演“美国佬”。
在当年留下来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游行时“宋美龄”走在中间,“蒋介石”和“美国佬”一左一右,后面还跟了一个地痞,解放军战士在四周持枪“押解”。为了这身行头,文工团的团员们还费了一番周折。
“当时找不到礼服和高帽,就全部用纸糊。”袁叔说。最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大家都知道他是光头,而扮演“蒋介石”的曾仁却不愿意把自己的头剃光。没办法,大家只能找来一块接近肤色的布,把曾仁的头发包了起来。
广州解放故事之四
本报与市国家档案馆
联合主办
烟馆赌场遍地，妓女临街拉客，金融投机猖獗……刚刚解放的广州城，其混乱状况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根本无法想象的。
为了整治混乱的广州城，保护市民安全，在解放军进城后的第六天，一支守卫广州的队伍——广州市公安局公安总队横空出世了。这支队伍一共存在了8年，最初由解放广州时的16个连队及150多名南下干部组成。其后又有广东军区的多个连队加入，繁盛时达到上万人。禁娼、禁毒、禁赌、扫荡地下钱庄，不少老公安都说，60年前“扫黄打黑”，惊险程度比起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60年前“扫黄打黑”惊险程度不亚于今天
整治珠江成千“花艇”
扫荡十三行地下钱庄
风景优美的珠江河两岸，曾是全国有名的风月场所，成千“花艇”一字排开，无数拉客仔站在岸边，大叫“五毫(五角)一晚”；街坊打开门做生意，每天都要担惊受怕，因为总会有不同帮派的黑社会上门收“保护费”。
便衣埋伏商店打击黑社会
“刚刚解放的时候，广州一片混乱。中共华南分局在解放广州之后的第6日，即1949年10月20日，组建了‘广州市公安局公安总队’。”曾任广州东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欧仲华已经90岁高龄，但是对于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得很清楚。
解放初期，广州大小黑帮势力严重，市民打开门做生意经常“很心慌”，因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黑社会来收保护费。公安总队为了杜绝收保护费这一现象，经常要潜伏在商店中假装店员，摸清门道，一网打尽。
一天扫荡上百地下钱庄
解放初期的广州，由于金融混乱，地下钱庄仍有不少。地下钱庄除有店铺者经营外，还以流动形式出现于市上。在十三行马路东段，不少流动经营者代客进行议价和成交，还派人放风守望，发现警探人员立即发出暗号通知迅速散避。1949年12月5日，市军管会与市政府决定全面统一行动，扫荡地下钱庄。此次扫荡，共计捣毁170家地下钱庄、498档“剃刀门楣”（即一种从事外汇黑市兑换的摊档）。
妇女教养所收容数千娼妓
提起解放初期珠江两岸的“花艇”，老广州几乎无人不知。国民党大溃败时，将海珠桥炸毁，河南与河北之间只能靠小艇来往。“河面上有几千只艇，除了渔民之外，也有不少是容留妇女卖淫的花艇。”
为了整治这些花艇，广州市公安总队将所有的花艇集中起来管理，从1949年12月至次年3月，要求花艇像串烧一样排列在珠江两岸，从滨江东一直到沿江西。总队将这些花艇一一登记，并对所有人员进行排查。
不过，真正宣布取缔水上妓女卖淫活动，还是在1951年，公安总队各分局，几乎每天出动，在东堤、长堤一带，抓到的妓女有数千名之多。据当时公安总队治安处的丘学回忆，抓到妓女之后，基本不采取惩罚措施。当时，市民政部门专门设立了妇女教养所，首先为这些妓女检查身体，治疗性病。“我还记得，当时很多改造后的妓女去了广州蚊帐厂等地方，参加劳动，重新做人。”广州的禁娼行动，持续了6年，到1959年，市面娼妓已经基本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