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在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但是，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而努力的相关探索与实践，实际上，在党成立后就逐步地开始了。而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也日益提高，在这方面的实践也日益自觉和成熟。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做出了多方面的宝贵贡献。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为全党的楷模。
刘少奇的“坐功”在党内是有名的
有人说，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是一个性格色彩最为平淡的人物。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刘少奇也有鲜明的个性，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酷爱学习，异常勤奋。在数十年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不懈怠，始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阅读思考。
萧劲光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刘少奇的好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少奇同志。他比我们先到上海，也和我们一起学俄文。我和弼时同志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助团。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竿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个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请人来讲演。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刘少奇便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并一直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工作繁忙，但他从来没有放松过看书学习。据在他身边工作的武新宇回忆：刘少奇多年来养成了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对重要的问题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再去写东西。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的屋里还亮着灯。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道：
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上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就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或中央有其他重要通知须马上向他报告外，一般不太急的事，都是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的。
刘少奇的“坐功”在党内是有名的，有时他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在刘少奇看来，学习是一种信仰，一种责任，一种享受，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始终不断的学习，使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了知识渊博的人。熟悉刘少奇的当年印度驻华大使向别人这样介绍刘少奇:“刘少奇首先给人一个平凡的表面印象。5分钟的谈话展示了这个人具有极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很快地看出问题的核心并能作出有力和周密的简练回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
刘少奇多次强调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性。他说:“仅仅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读了书,增加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只是有了运用理论的可能,而处理实际问题不是单靠书本所能解决的。有些人只知道翻书本,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知道,你说到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把书翻出来。但碰到实际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他自己就不知道怎样分析处理,这就是不懂得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只有遇到问题,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并且要处理得不错,“才叫做有了一些理论”，“才算学到了理论”。
刘少奇一生在理论上有很多建树，尤其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建树最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39年7月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刘少奇竭力宣传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在《修养》一文中，他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要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指出：“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
刘少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个别结论”区别开来，提出一方面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要研究在“个别结论”、“个别方面”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刘少奇的上述观点与毛泽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交相辉映，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修养》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修养理论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
1962 年,在对《修养》第二次修订期间, 刘少奇曾对该书有过自我评价，说:“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什么呢? 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重视制定各个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同时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根据多年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总结。” 刘少奇的评价恰如其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所以深受欢迎，首先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令共产党员为之一震；其次，《修养》切中时弊，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再次,《修养》精湛透彻的语言、缜密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风格，都令人爱不释手。
“此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刘少奇一直十分重视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1948 年7月1 日,在纪念党成立27周年的报告中, 他着重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历史就进入了新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党为中坚来发展的。中共的胜利或失败,前进或后退,都代表着中国的胜利或失败,前进或后退。中共前进中国也前进,中共后退中国也后退。如果不了解中共历史,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近代史。所以,今天我们干部如何研究与了解我党历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了解党如何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了解中国近代是如何发展的,此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1948 年7 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马列学院院长。为加强历史教学,遵照刘少奇的指示，进城后的马列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中共党史、联共(布) 党史、世界近代史与中国历史教研室，聘请著名的学者张如心、陈昌浩、吕振羽、胡绳等主持这些教研室的工作或讲授这方面的课程。马列学院(包括它改为中央党校后) 还增设了历史讲座，邀请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讲课。学习与研究历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当时马列学院以及后来中央党校的同学很有体会地说,学史确实有助于读懂马列主义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可以从中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刘少奇不但要求干部学习历史，而且身体力行，挤出时间阅读历史书籍。
1951年11月底，刘少奇经中央安排去南方视察和休养。自从到中央工作以来，他除了打仗转移和必要的外出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到各地去看一看。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使刘少奇有了下去参观的机会和条件。这一次，刘少奇所到之处很多，但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杭州，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平时紧张而繁忙的工作，让刘少奇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来读书学习，对此他总是感到十分遗憾。这次到南方休假，刘少奇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
西子湖畔，烟波浩渺，杨柳依依，风景优美。而刘少奇每天戴着老花眼镜，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看书。他一边读，一边思考，手里拿着一枝铅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圈点点，写上眉批。有的书页的空白处，竟差不多写满了。
休假结束了，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也读完了。刘少奇一身轻松，又朝气蓬勃地投入了工作。 “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
刘少奇十分重视理论学习，认为学习理论是革命斗争之必需。他说：我党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由于党诞生后“即投入实际斗争，投入大革命，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停，全国300万党员,天天在斗争,流血的，不流血的，公开的，秘密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在斗争。在这样紧张的斗争环境中,有一件事,如读书、研究理论、唯物史观，20 多年就弄得不清楚,理论准备不够。”他还说，从我们整个党来说，理论是成熟的，“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 做得很成功”，“ 但从党员干部来说，是理论水平不高的”。我们必须克服这一根本性的缺陷，才能适应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59年初，繁重的工作和长期的睡眠不足，无情地损害着刘少奇那本来就不很健壮的肌体。他患有严重的肩周炎，胳膊都抬不起，伸不直，仍然坚持没日没夜地工作。医生多次劝他休息治疗，他都若无其事地说：“没关系。”
有一天，王光美在春耦斋碰见毛泽东，顺便把刘少奇得肩周炎的事告诉了他。很快，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让刘少奇到海南岛崖县（今海南三亚）休养治病。
刘少奇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一点书。
毛泽东曾于1958年11月给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后来，他又一再号召读书，要求大家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刘少奇早就想对照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钻一钻这本书，可是平时杂事不断，难得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到了海南，休息了两天后，刘少奇就把随从人员召集起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都参加，共同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为了帮助辅导，他还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请来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家做老师。一位国家元首，和秘书、警卫员、护士围坐一起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学习班，学习讨论，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事。
在第一次学习会上，刘少奇谈了要求：“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学习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大家要踊跃发言，有话就说，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可以开展辩论。第二，在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怕说错话。第三，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第四，苏联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他们根据自己经验总结的，不是普遍真理。我们只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学习。有些内容比较难懂，有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向两位老师请教。第五，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不要到处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个人的意见，错了自己负责。因为我们是研究问题，不是作出的决议，更不是下定论。”
刘少奇的这个开场白，明确了目标，也消除了大家的顾虑。
在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学习非常刻苦认真。阅读时，他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啃，在书上画了许多圈圈点点；讨论时，他又讲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还经常向大家传授学习经验和方法。对一些难懂的章节，他就请教两位专家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弄懂为止。读书使大家增长了知识，开拓了思路，受益匪浅。
11月下旬，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于是，他结束休假，赶赴杭州。他的学习讨论会也只好一段落。不过，刘少奇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他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带了一些同志到上海住下来，阅读讨论苏联的那本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了一遍。一时间，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研读政治经济学蔚然成风。大家都希望通过看书学习，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
刘少奇对全党的学习有着很高的要求。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他提出并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天才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那样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看成是天生的神秘的人物。这种说法和看法对不对呢? 我想是不对的。
我们普通的同志，今天诚然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那样渊博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深和渊博。但是，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后，那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
刘少奇满怀信心地预言，要努力宣传学习马列主义，“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成为有最高理论水平的民族之一”。 不仅如此，他本人更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