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台湾的张和平是遗腹子，来到世上，父亲张汉已与她阴阳相隔。

　　父亲在她心中充满了神秘感，从小就听到老人们悄悄地谈论父亲潜伏生涯的星星点点。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她开始奔波在台湾和大陆之间。

　　张汉离世62年后，现在，几经考证，省委党史研究室已认定他的“红色特工”身份。

　　昨天，在沈阳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和平几度哽咽。泪水顺颊而下，她说：“我终于认识父亲了！ ”

　　5年潜伏经历难印证

　　张汉，1922年生于辽宁省西丰县一个富商家庭，祖父张静波是位爱国商人，父亲张维方做过多年律师和法官。

　　16岁时张汉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在那里，张汉参加了一个学生反日进步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后改为 “东北青年救亡会”），结识了其中的许多中共党员。 1942年冬，张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成回国。

　　这之后，张汉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他此后的人生经历也由此尘封。

　　省档案馆馆长孙成德说，从1943年6月至1949年12月，张汉从事情报工作达5年之久，特别是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在山海关情报组工作期间，较好地完成了情报从东北经山海关，到天津再转到晋察冀社会部，最后到达陕北根据地的重大情报任务。他在担任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财务处长期间，将许多重要情报提供给沈阳的情报组织，并提供一些资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印证。

　　2000多卷档案中寻佐证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沦陷区的东北成为我方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和隐蔽战线的主要战场之一。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以及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期间，非常隐蔽的第二战线始终存在。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条战线的斗争并不为大众所知。基于此，多年来，省档案馆努力挖掘馆藏档案，为大量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确认身份提供档案佐证。

　　孙成德说，他们都是无名英雄。“他们无处不在又不为人知，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有的直至牺牲都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 ”

　　从2008年2月开始，围绕张和平提供的线索，省档案馆组织人员查阅了馆藏东北行辕政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等相关全宗档案约2000卷，找到了署有张汉名字的两张汇款单及董英斌的任职电。此外，求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帮助查找，在有关名册里查到了关于张汉个人生平的档案材料。他们还通过沈阳市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查找有关张汉的情况和线索。

　　所查到的档案材料，与张汉家属、同学、友人的回忆和证明材料相符，特别是与当时沈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李正风提供的“我们有一位同志在东北行辕管钱”的线索相吻合。这些档案材料，为张汉身份的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红色特工”身份被还原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份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7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16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往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在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这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