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4日夜间，20世纪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兼作家奥莉阿娜·法拉奇因癌症恶化在其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去世，终年76岁。法拉奇曾成功访问过国际上的政要人物基辛格、西哈努克、侯赛因、阿拉法特、甘地、布托等，还采访过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她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世界政治采访之母”，“和著名政治家纵谈天下大事的能手”。 由于法拉奇坚守“公允新闻的源代码”与对历史负责之底线，在她的人物访谈中，将访谈稿送受访人审查，只是极少数的例外。1980年8月21日、23日采访邓小平时，因事前有“法拉奇的发表稿须经中方审阅认可”的协定，法拉奇的“邓小平访谈”由中方外交部代表施燕华协助翻译整理，并由中方高层审稿。但最终发表时，法拉奇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题目和一些意见——1980年8月31日、9月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但标题与中方确定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问》显然大相径庭。当时开明的邓小平在采访中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结果，《邓小平文选》中的《答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问》与《华盛顿邮报》刊发的访谈文章是两个并不完全一致的版本。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采访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提问。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3张毛泽东画像。”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开场提问尖锐和直接，犀利而咄咄逼人，在之后20多年里，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邓小平在3天内接受同一个记者两次采访，更被当作了传奇。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面对邓小平，法拉奇不改锋芒毕露的本色，一一提出以下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 采访录很快分两次全文发表，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邓小平之前并不知道法拉奇是谁。”当时外交部高级翻译施燕华被任命担任那次采访的翻译，她清楚地记得，法拉奇之前曾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都没有通过，“她能采访到邓小平，是佩尔蒂尼给她走了后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过程也可以写进新闻教科书，施燕华回忆：1980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拉奇敏感地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核心，虽然此时中国的一把手还是华国锋。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碰壁之后，法拉奇得知，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9月要访问中国，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私交也很好，于是央求佩尔蒂尼向邓小平推荐，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大使替法拉奇“担保”：法拉奇是个严肃的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安排“独家访问”。 邓小平欣然接受采访，他并不知道谁是法拉奇，也不知道她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提纲：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8月18日，法拉奇一接到采访邀请，没敢耽搁就飞到了北京，躲在民族饭店一个小房间里准备3天后的采访。民族饭店当时正在改建，部分房间有空调，部分没有。法拉奇选了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为没有外国人住，不会走漏采访风声。 “她采访邓小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施燕华说，法拉奇是有备而来的，“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3张毛泽东像”。 施燕华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会主动邀请法拉奇一天之后再谈一次——即使是在法拉奇将他比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后。她只记得邓小平对法拉奇的评语：“这个记者的问题很有意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采访之后，施燕华被派到民族饭店帮法拉奇整理录音。在她眼里，法拉奇不是一个女强人，而是一个“男人”：她穿一身黑衣服，不停地抽烟。录音整理了一天多时间，“法拉奇不出去吃饭，掏出饼干，弄点矿泉水就算晚饭了。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我看了看，饼干一共就只有两块，就跟她说，你还是自己吃吧”。 “每一句话她都要问，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她就问我，因为小平同志边回答问题边思考时喜欢用个口头语，就是‘这个这个’，用四川话说，我没有翻译。法拉奇就问我，她说多次听他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口头禅。她说那很好，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施燕华回忆道。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个字的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各方的声音，只能发表在评论类版面。第二天，4991个字的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当时，成百上千的学生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把整个演讲大厅及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场内场外人山人海、波澜壮阔的场面前所未有。法拉奇那种受欢迎与受崇敬的程度绝不亚于一个“先知先觉”。对于很多听讲的人来说，他们去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感受那种热闹的氛围，而是聆听思想，感受一种光辉的力量，甚至还有一种感恩的情怀。正如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好不容易抢到提问机会时所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阅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