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多种多样，或近山水而清幽，或远郊县而野僻，或居市井而喧嚣。处身资源产业地区的文化遗产，历史上，与传统技艺、地域文化结缘；现实中，与所在地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相伴，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双重背景，使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与价值建构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近期笔者在做晋东南地区文化遗产综合调研时，强烈感受到这个问题。

　　以长治、晋城为中心的晋东南，是山西省煤铁自然资源、宋元时期文物建筑、传统技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分布的重点地区。2006年启动的“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使分布在该地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建筑的价值，得到业界与社会更广泛的共识。已公布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地区的阳城生铁冶铸技艺、长子响铜乐器制作技艺、阳城琉璃烧制技艺、阳城焙面面塑、襄垣炕围画、上党堆锦、高平民间绣活、黎城布老虎等，以传统技艺、民俗、艺术、音乐戏剧多类别多项目入选。总体而言，晋东南地区存世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完备、数量可观，与活态生境融合程度较高。

　　文化遗产的存续方式与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基于煤铁资源的比较优势，近年来，晋东南地区着力发展以煤化工、现代铸造、特色医药、旅游为代表的优势资源产业集群，成为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引擎。据2006年统计，山西省县域GDP前十位中，晋东南地区居其四（泽州县、襄垣县、高平市、阳城县），晋城市辖四县市位于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排序的3至6位。在区域经济持续向好、现代工业化进程加速的条件下，作为资源产业与文化遗产的双重富集区，如何构建资源产业与文化遗产和谐共进的关系，依托当地丰厚且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塑造资源产业地区的软实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问题。

　　求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准内在连接资源产业、文化遗产与区域历史的主脉。钢铁冶铸业作为晋东南地区的主导资源产业，可追溯的产业历史悠久，延伸着一部中国古代冶铸工艺文明的历史。汉代普及的山西制铁业，到明清时期集聚发展，形成“潞铁”（长治）、“平铁”（平定）两个知名品牌。明朝全国设立13个冶所，潞州（长治）、泽州（晋城）各居其一。翻阅技术的历史，坩锅冶炼生铁法在当时广为应用，产品种类丰富，阳城犁镜、高平铁锅、荫城铁杓、晋城太山义剪刀、长治西火铁钉、长治县梁家庄铁箍、壶关好牢铁锨、长子色头锯条，不一而足。历史上广受认同的农具上品、中国铁范铸造农具的仅存实例——阳城犁镜，容纳多种技艺，尤其运用传统铁范铸造技艺，形成“铁范制作、犁炉修筑、炉料制备、鼓风熔炼、炉前控制、浇注精整”一套完备的工艺与检验体系，在朴素的乡土经验之中蕴含着涉及材料、化学的科学原理。地下土圆炉炼钢法的运用，钢材的强延展性得以实现，晋城大阳的制针业由此而盛，供给全国远及中亚。长治荫城、晋城大阳、毗邻阳城的河南怀庆，分别成为铁制品、钢针、阳城犁镜的全国集散地，明代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商帮在北京创建潞安会馆。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近代工业的到来，这里传统冶铸业的盛景才零落稀疏渐成过往。

　　然而，历史上手工业兴盛的强技术特色，深深植入当地日常的民俗、信仰与营建活动中。据《泽州志》记载，每年正月十五之夜，“以洪炉镕铁汁，向空高洒，烂若星点，名曰‘铁花’。”铁制品加工业作为家家户户妇孺参与的家庭手工业，调剂生产的劳动号子和着终日錾打的节奏演变为喜闻乐见的“西火秧歌”，形成极具地方与产业特色的传统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以“襄（垣）武（乡）秧歌”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晋城大阳村的两座针翁庙，是为护佑这里在晚清以前一直供给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钢针的制针业而建。1870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两次赴晋考察，冶铸业繁盛的晋城令其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庞大的、废弃不用的、破碎了的坩埚堆。”尽管如此，冶炼废弃物坩埚一直是当地砌筑墙体的建材，阳城底洎城的坩埚墙，就地取材，坚固耐久，鲜明的地方产业特色闪现在历史建筑、生活场景的不经意之间。手工业文化遗存极大丰富了传统技艺的历史。

　　1956年，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讲话中提醒大家：“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可见，传统技艺之于地方文化进而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资源型城市早期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伴着粗放型工业模式，在经济发展奇迹不断被创造的同时，超速与超高强度的资源利用，必然导致一大批历史上资源丰富的城市，或迟或早不得不面临资源枯竭的命运。2008年和2009年国务院已公布二批国家级资源枯竭城市44个，目前仍有400多座资源型城市面临如何化解资源枯竭困境的生死考验。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资源型城市无疑成为莫大的幸运——自然多了一条资源产业与当地历史文化和谐共生的战略选择之路。位于资源问题与历史优势结点的晋东南地区，显然需要未雨绸缪，统筹二者发展。

　　对于晋东南地域文化而言，传统技艺作为主脉，一方面可以沟通当地传统资源产业的历史文化脉络；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与资源产业、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沟通。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强化和保护体系的建立，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历史建筑保护实践中，传统工艺的应用无处不在，并审慎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材料、现代工艺的有效结合，但是，服务于历史建筑保护的传统营造技艺体系，并未被赋予保护与传承的主体地位。因此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提练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主题，实现《奈良宣言》（2004）、《西安宣言》（2005）提出的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实物遗存、文化传统与环境背景的整体性保护策略。

　　由文化遗产到历史建筑、地段、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只有落实到城乡经济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背景层面，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资源产业作为晋东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主导因素，必须沟通文化遗产与资源产业之间内在的历史承继性，走出文化遗产作为历史资料的静态保存或专注于旅游开发的功能，构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历史文化环境，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地方文化传承、原住民文化认同、共同精神家园与价值体系建设方面的作用，服务于晋东南资源产业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健康发展。

　　晋东南地区资源产业的历史留给后世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延续着古代手工业、近代机器工业、现代机械制造加工业的脉络，特别是传统冶铸技艺与相关文化遗存，突显传统手工业的典型区域特征。近年兴起的工业遗产着重近代工业遗址的保护，对于类似晋东南这样的内陆资源地区，工业发展有其特殊的路径，必须在强古代手工业文明、弱近代工业文明之间，塑造并展示本地工业文明的特色。德国鲁尔区近代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不仅为资源枯竭区的再生提供参考，对于资源产业地区文化遗产的价值重生，同样具有前瞻的借鉴价值。晋东南地区以技术历史和传统技艺为主脉的文化遗产，延伸着资源产业地区的文化根脉。当前资源产业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可能的前提下，有必要整合区域产业发展的思路统筹考虑，深化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