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记者陆续接到多家社康中心反映，遭遇到社保局的“钓鱼式执法”。经统计，社保局对社康中心进行“钓鱼式执法”的时间多为今年五六月份。针对深圳社保局“钓鱼式执法”事件，社保局不愿做正面回应，仅告知记者社保局会向医保处了解，在掌握相关情况后，会直接向公众公布(11月16日《齐鲁晚报》)。
　　近来，“钓鱼式执法”似乎正在成为行政执法部门屡试不爽的执法利器。执法难，执法人员坐等违法当事人自首更难。不愿意多下功夫、不愿意多想办法的执法人员对于“钓鱼式执法”情有独钟，这种执法方式来得简单、快捷、方便，既能抓“现行”，又有“钩子”的证言，可以多快好省地让行政机关人员办案，案件又能呈直线上升，让他们放弃“钓鱼式执法”，一个字，“难”！
　　何况，即使我们能用一道禁令，严禁各地的行政执法人员搞“钓鱼式执法”，但是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特别是公众能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保障，面对“钓鱼式执法”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想要禁绝，只怕还是一个字“难”！
　　我们知道，在法治国家，对于“钓鱼式执法”是有法可管的。在国外，规范行政权力、行政执法程序等一系列行为的法律是“行政程序法”，法律明确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对于那种明显是带有诱惑他人违法犯罪的“诱惑取证”、“警察圈套”，法律是明确禁止和否定的，由此获取的证据会被法庭排除，而行政执法行为本身也被认为不当和可以撤销的。
　　而在我们国家，对于“诱惑取证”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其实，“诱惑取证”分为两种，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比如某一毒品贩子手中有毒品急于要找买家，警察得知后以买方身份与其取得联系；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条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比如警察并不知道谁在贩毒，便四处放风说要以高价买毒品，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买来毒品转而卖给警察。前一种，许多国家执法人员都在采用，因此，我们也可以借鉴使用，但必须规范；而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钓鱼式执法”，我们也应当立法加以禁止。
　　对于规范行政权力，将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行政程序法，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被提上立法议程；在地方层面，对于“钓鱼式执法”也没有看到相应的法规和规章加以规范，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河南省行政机关文明执法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也不见相关规定。看来，要让“钓鱼式执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进程抱以更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