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源自古代典故，却常常映照当代的生活内容。特定成语生命力的强盛与衰微，时时会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就说这个“以邻为壑”吧，且看它的前世今生：典故的创始人白圭，一位战国初自诩治水能耐超过大禹的水利专家，其技术专利就是把邻国当做大水坑，把本国的洪水排泄到那里去；而典故的最新应用，则是近日“新华视点”的一篇报道——《以邻为壑排毒液》。前后相隔两千多年，在白圭那里还只是排洪，而在湖北钟祥市，却为远超洪水之害的化学废液四氯化硅所苦——不只是上下游的输送，还有运输车辆的跨境倾倒。可叹这个“以邻为壑”，其流变竟至于斯。
　　被“为壑”的现在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者了。祸害已经从空间进入了时间。像前不久报道的铬渣之害，不但给流域下游的民生埋下巨大灾难隐患，而且还可能祸延后人。这便是“以子子孙孙为壑”了。
　　照理，成语的褒贬之意常常会在广泛应用中产生道德导引的效用。但据实观之，这种道德对世道人心的救济，效果却有限得很。一段时间以来，由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吊白块等形成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刺激民生神经，折射出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你在我吃的辣酱中加苏丹红，我在你家孩子喝的奶粉中加三聚氰胺，他又在大家都进的餐馆中使用地沟油”，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相互伤害体系。这样复杂化的“以邻为壑”，演化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怪圈。
　　近些时，围绕“彭宇案后遗症”，老人摔倒搀不搀竟成了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回观这一讨论，从人们的焦灼可以看出，“想搀而不敢搀”的纠结，已经超出了单个人用道德所能调节的范围。原来，主要靠自律赖以实现的道德，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撑；而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背后必然有政治、经济、法律、国民教育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道德教化固然必不可少，但道德的问题却绝非以道德的手段能够单独解决——在这样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中，任何一个关联环节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整体崩溃；而其中，公权力的作用对于整体治理和个体心理的影响尤为重要。
　　那么，公权力如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从某一角度而言，必须从公权力自身的规范入手，必须从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执行着力，必须以制度来解除人人“自保”之忧，必须用制度来建立道德所不能解决的利益损益平衡。如此，方可使“他律”与“自律”共同发挥作用，为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氛围。
　　且回到“以邻为壑”的本源举例。流贯省境的岷江、沱江之所以形成污染，根本原因还在对自利损人的行为约束太软。这种积恶行为的叠加，就可以使下游水质一段比一段劣化；近年治理虽见成效，但办法尚不彻底。近见报道，今年9月起，已在这两条江河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扣缴制度，出境入境水质严格比对，扣缴款项用于奖优和补偿下游治污。这一例子，便可见出公权力在制度上的作用。对“以邻为壑”实行刚性制约，对于地方主事者，除了道德层面外，还将产生系列“倒逼”：财政压力、舆论压力、治理能力、发展理念、政界口碑……随之，内部体制机制的改革、层级管理的优化等等就会增加动力；而官声和民风的相互作用，也将大大提升社会的环保意识，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生成。
　　常常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总是埋怨别人的多。但这“以邻为壑”若不从最初始最重要的环节改起，如何能够以德以理服天下？同理，跨地域、跨团体、跨人际的制度力量，也应该通过利益损益的平衡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任何人不得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获得利益”——由是，敬畏心盛侥幸心衰，道德在更高层面上的回归，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