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民蔡永杰在一加油站加油时，误认被一精神病人追赶的油站经理是劫匪，于是启动自家车辆将其撞倒并碾压致死。这一初衷想“见义勇为”的鲁莽市民，被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因为其延请的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对蔡永杰行为的认识大相径庭，近日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关注。至于行为鲁莽的蔡永杰是否有罪，或者能否因为初衷是想“见义勇为”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须经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认定和判决。但无论如何，对这场悲剧的反思很有必要。
　　这样的悲剧为何会发生？透过网络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一种较为普遍的民意论调是，开车撞劫匪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壮举，歹人若被撞死则是咎由自取。经过一些媒体的渲染和在“民意”裹挟下的司法判例产生的示范效应，使得这样的行为评判标准和思维方式似乎已成为一个定势。蔡永杰鲁莽行为和由此导致的悲剧，正是这种思维定式和价值判断引导下的必然。产生这种惯性思维和舆论的基础在于，一些地方曾经由于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社会公众对于治安情势缺乏安全感，加上社会道德滑坡，发生了一些诸如老人倒地后少有人敢于上前搀扶救助，乃至小悦悦事件这类极端例证引发的舆论发酵。因此，一旦发生驾车追赶并撞击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都容易被公众出于矫枉过正的倾向性意愿而叫好。即便这些基于制止犯罪的行为可能明显超越法律规定而过当，但仍会被一部分公众乃至一些媒体视为见义勇为的道德表现。我很怀疑，这是否混淆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界限？如果媒体仅是基于猎奇或者以不当言论予以报道，甚或再次越俎代庖充当法官轻率评判这一事件，显然无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如果是这样，悲剧就难以避免。
　　道德，可解析为有理想的道德和公民义务的道德。见义勇为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具有更高的道德层次和思想基础，有别于遵纪守法、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行事这种必须遵守的义务的道德。也正因为此，我们赞赏那位抱起小悦悦的拾垃圾妇女，提倡她的高尚行为，却不必指责那些冷漠路人都是“道德败坏的共犯”——因为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具有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准，人人都能见义勇为。但是，必须要求人人应该具备义务的道德，遵纪守法，严禁逾越法律底线，否则就应受到法律的规范和惩戒。这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
　　既然不可逾越法律底线是公民应守的义务道德，一旦逾越触犯这个底线，那么不论其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高尚与否，显然都违背了基本的道德，更与更高层次的理想的道德相去甚远，这自然也就失去了见义勇为的道德基础。如何判定见义勇为的行为与后果，因此必须在法律的范畴之中加以考量。凡是认为见义勇为动机很好，因此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看法，是法治意识缺失下对道德的误解，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观点。
　　从媒体报道的事实看，广州那位鲁莽市民和他的律师，仅仅从其动机和初衷是为了“见义勇为”而声言“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逻辑，就很难令人信服。这样的认识误区，也与一些媒体曾经不负责任的渲染和炒作有关。希望媒体今后少渲染些驾车撞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多报道些践行“勿以善小而不为”道德理念的普通老百姓。 （作者系本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