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1920年发表《风波》到今天，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优秀的作家奉献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杰作，也有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之作了大量的理论建设，使乡土文学在新文学历史中拥有着特别的地位，也产生了突出的社会影响力。乡土文学的发展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有密切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步入到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迅猛的变化，这对乡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显然，检视其创作历史，思考其发展得失，展望其前景和未来，是很有必要的。
思想的批判与批判的思想
中国乡土文学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思想方向。一个是思想的批判，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启蒙思想来批判乡村社会。它的思想前提是：现代思想的视野充分映照出乡村社会的落后和蒙昧，因此，乡村迫切需要现代文明来启蒙和批判。体现在乡土文学中，是对乡村的愚昧和黑暗作集中的展示，对其表达同情的悲哀和批判的愤怒。鲁迅的《阿Q正传》是思想批判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也是这一传统的直接开启者。“五四”时代的乡土文学群体深印着鲁迅的影响。“五四”之后，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路翎的《罗大斗的一生》等都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这一思想依然有深刻的影响力，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井》、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谭文峰的《走过乡村》等。
另一个是批判的思想，就是将乡村作为一种文明方式，以之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在这一视野里，乡村文明呈现的是比现代城市文明与人类更为和谐的精神面貌，作家们也借对乡村文明的讴歌式书写表达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批判。废名的作品在上世纪20年代即表露出这样的思想倾向，但是真正具有自觉意识的，还是30年代的沈从文，他以物质和文化都颇落后的湘西世界作为自然人性的承载者，表示其赞美或叹惋的态度，蕴涵的是对乡村文化精神的肯定。90年代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商业化的加剧，也随着西方生态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作家和理论家对现实的批判自觉意识更强。一些作品对工业化时代人类精神的处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等问题作了热切的关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关注行将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古老部落，寄寓着文明的反思；阿来的《空山》意图更为明确，作品中的乡村生活代表着一种文明姿态，一种更亲近的自然观、生命观。此外，也有一些作家为行将崩溃的农业文明唱起了挽歌，也传达出对现代文明方向强烈的批判思想倾向，如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这两种思想倾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对乡村的批判思想而论，由于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中国乡村确实比其它地方要更为贫穷，对它进行思想的启蒙是促使它迈向现代社会的必要过程；同样，从文化角度思考乡土文化的意义也有其合理性。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现代文明在赋予人类富庶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对其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伦理、人性人情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乡村生活处于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自然保持有较质朴的人性以及和谐的自然关系。乡村社会确实具有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批判价值。
然而，中国乡土文学的思想中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一个突出的方面，作家们的批判思想大都出自于乡村之外，很少真正立足于乡村自身。启蒙批评者多以批判的俯视态度看待乡村，与乡村有着明显的距离，也缺乏足够的关爱精神；文化反思者的立场也是外在的文化理念，其思考与乡村现实有明显错位。虽然不能因此否定乡土文学的思想价值，但它确实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乡土文学中文化批判思想多，却少有对乡村的建设性思考。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充满着跌宕起伏，无论是体制还是文化，都需要建设性的思想参与。但乡土文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一个典型的例子，乡村人、尤其是乡村青年的命运，应该是乡土文学关注的一个重点，但除了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路遥的《人生》、李一清的《农民》等少数作品直面这一问题，其他作家少有涉猎。再如近年来，农村社会受商业文化冲击，生活方式、伦理文化都有大的改变，其发展方向令人担忧。对此，乡土文学显然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或者至少是进行客观描绘。但事实上，乡土文学表现得很不充分，甚至有些失语。
改造乡村与乡村的改造
20世纪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剧烈的时期。这既体现在现实政治中，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关系发生过多次变动；也体现在文化上，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到集体制社会，再到工业化社会，一百年不到的时间中，中国乡村经历了三次大的文化变迁。也许是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对文学的欲求，乡土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长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记录和参与着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进程。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在上世纪30年代初开创了直接书写现实变革的先河，此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承继了这一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更有何士光的《乡场上》、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以及“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写作”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与现实关系密切，这些创作拥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政治性强、现实性强。它们往往受时代政治的引导，为之呼应和摇旗呐喊，带着很明确的推动现实乡村改造的意图。其极端者，更是承担着时代政治的传声筒任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就明确包含着推动现实农民反抗的意图；40年代解放区的赵树理、孙犁、丁玲等的创作，也是密切呼应着现实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要求；50年代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创作，更是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密切关联；同样，80年代的改革小说，也经历着从物质到精神、从体制到精神的多层面嬗变过程。
与之相应，这类乡土文学还具有另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就是通俗化的方向。因为要为现实服务，就自然看重农民的接受，也就会向农民的审美趣味靠拢。赵树理浓郁泥土气息的小说是其中的典型，其他作家虽然不像他那么突出，但基本方向是相似的。从“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创作以及《红旗谱》《李双双小传》等作品，到刘绍棠的“大运河”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都是将英雄主题、通俗故事、大众口语、浪漫风格结合在一起，将现实政治与大众需求相统一。他们的创作也确实受到农民的欢迎，实现了比较好的接受效果。
客观来说，这些乡土文学对乡村现实的反映有着具体实在的特点，涉及的生活面也比较广阔，代表了乡土文学创作中切近现实的一面。但是，这些创作在两个方面一直受人诟病。一是真实性问题。虽然这些作品以写实手法还原了乡村的具体生活细节，但它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生活的光明面，对生活的负面揭示很少，很少揭示出乡村的苦痛。或者说，它们描绘出了乡村的丰富表象，却没有揭示出生活的潜流，没有呈现出乡村真正的灵魂。二是思想独立性问题。因为与现实政治贴得太紧，缺乏必要的距离，因此这些创作很容易成为政治的工具，其思想也很难真正独立、呈现出现代精神内涵，也难以实现对乡村普通大众、乡村自身的挚切关注。其个别作家的思想观念中还留存有一些封建落后的因素。在当时这些作品也许有其影响力，但时过境迁之后，它们的局限性就非常明显，其文学意义也受到质疑。
美的追问
乡土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文学类型，一个根本的地方就在于其美学个性。所有的乡土文学创作者和理论家都对这一点极为重视。周作人最早倡导乡土文学美学上的“土气息、泥滋味”，鲁迅则强调“乡愁”和“异域情调”，茅盾对乡土文学做出的经典概念定位，也是将“特殊的风土人情”放在重要位置。近年来，乡土文学史家丁帆将乡土文学美学特质概括为“三画”（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将其美学特征进一步明确化。近百年乡土文学给我们提供的审美风格是多样的，就其主流，大体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沈从文、废名、汪曾祺所代表的抒情型。他们的特色非常明显，就是对乡村自然山水作细致描摹，表现人性人情中的善和美，融入作者忧郁或者感伤的复杂感情，通过富有诗意的艺术表达，将自然美、人情美、艺术美和抒情美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这类创作中，作家们往往都传达出较浓的传统文化内涵，寄寓着作家们的内在文化精神。像沈从文与苗族民间文化、废名与传统禅学文化、汪曾祺与传统士大夫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也加深了这些作品的文化感染力。
第二类是鲁迅所开启的象征型。这类创作的重点不在乡村具像描绘，而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力求传达出其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因此，它不以乡村具体描摹见长，呈现的是深邃的思想之美，其美学特征是有独特深度的。不过这一类型中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不多，《阿Q正传》《爸爸爸》是其较为突出的代表。
第三类是茅盾开创的写实型。这类作品以写实风格为主，侧重于对乡村生活的细致描摹。在其作品中，既展现了从南到北各地不同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也将乡村生活的劳作场景、生活细节还原出来。它们在艺术上更以质朴自然见长，也更见客观写实的功力。由于地理和文化风貌的差异，这一类型存在着丰富的地域个性色彩。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迟子建等还原了北方乡村画面，显得厚重深沉，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毕飞宇等描述了南方乡村生活，更为轻灵优美。
然而，乡土文学的美学风格尽管有多种样式，其艺术呈现也多姿多彩，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的较大缺陷。首先是对乡村的深度写实明显不够，乡村生活和人物的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乡村宗教、乡村民俗生活的表现受到较大阻碍，真正生活化的、有个性的农民形象也很匮乏。可以说，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域宽广、生活丰富，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但是，尚没有产生真正既有深度又很全面地再现乡村生活的作品。而且，近年来，乡土文学呈现出严重的叙述取代描写的趋向，乡村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正渐次从乡土文学里退隐。其次是艺术的个性不够，具有更强超越精神和个性魅力的抒情和象征类作品较少，乡村的精神世界表现得不够充分，艺术风格上的空灵自然也比较匮乏。
乡土文学的未来
反思乡土文学的历史，是为了克服存在的缺陷，更好地建设未来。这一点，在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巨变、甚至有人提出“乡土文学消亡”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以为，社会在迅速发展和变化，乡土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只有如此，它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新的超越。
首先，加强对乡村的平等和关爱意识。长期以来，乡村社会都是中国社会的底层，遭受着社会最多的压力和苦难。作家要真正深入地表现乡村，丰富乡土文学的魅力，需要深入乡村社会，以平等和关爱的姿态看待和认识乡村。当然，平等和关爱并不排斥批判，只是这些批判应该建立在对它充分尊重和理解的前提之上，它不是简单粗暴的，而应该是充满着理解和同情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农村面临大的变化和转换契机，如果不能真正深入乡村，不能以关爱姿态进入乡村的深层世界，不可能把握到这些变化的脉搏，也辨析不清楚乡村未来的发展态势。
其次，强化“本土”内涵和家园意识。乡土文学包括“乡”和“土”两方面内涵，它们之间虽然有密切关联，却也有分别的侧重。其中，“乡”更联系着乡村生活方式，“土”更侧重于本土文化意识。也就是说，乡土文学的内在精神应该牵连着民族文化记忆，有深切的本土文化关注。在今天，当然不宜完全淡化“乡”的意识，但却需要特别强调强化“土”的色彩。因为到工业化时代，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方式差异性会越来越小，但在相同的生活方式背后蕴涵着的是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精神。所以，只有强化民族本土意识，才能深化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家园意识与本土意识有直接关联。因为乡村的意义不局限于农业文明生活方式，作家们对乡土社会的变异也不应该是简单的怀旧和叹惋，而是需要寄寓对人类、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考。这也是当前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所在。
第三，强化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美学特质是乡土文学独立存在的基础，也是它能够赢得独特文学史地位和受到大众特别喜爱的重要原因。离开了这一点，乡土文学的存在价值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其实，工业化的背景并不应该影响乡土文学的美学特点，虽然乡土社会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农业文明方式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其美的意义并不因此而失去。乡土的美，其实质是自然的美、风俗的美、人性的美，这些都是超时空、超地域性的，它是人类审美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可能随生活方式改变而消灭。相反，在工业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乡土的美会更凸显其意义。这一点也许应该受到当前乡土文学作家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许多所谓的“乡土文学”，正在远离乡土独特的美学特质，本质上是在消弭乡土文学的独特个性。那样的话，乡土文学距离消亡也许真的不远了。 （来源：贺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