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品：1942年出生，四川邛崃人。1963年7月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从教40余年来，创作和出版了钢琴协奏曲《琵琶行叙事诗》、合唱与管弦乐队《红日照遍太行山》（合作）、管弦乐组曲《四川民歌五首》、混声合唱曲《羌族锅庄舞曲》等近百部作品，发表了《交响音乐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可喜尝试》、《歌曲创作》等20多篇论文、专著，培养了一批活跃在当今乐坛上的知名度较高的作曲家、教授。历任四川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走向音乐世界的小镇少年
黄万品从小对音乐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执着。这个穿着草鞋从平乐小镇走出的少年只有一个信条——心愿起就奔赴之，只要是正念，一路上总会得道多助。
天府周末：您是怎样走出平乐小镇，走上音乐之路的？
黄万品：到邛崃敬亭中学上初中时，遇到了刚从四川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叶俊陵老师，他用一台旧钢琴教我弹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乐器，一下子就被琴键间蹦出来的音符迷住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我是我们班的音乐课代表，叶老师就把学校音乐教室的钥匙交给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就进去看学校订的音乐杂志，自己照着杂志上讲的技法钻研作曲。没想到，在我初三的时候真的写出了处女作《我是小小科学家》，歌曲虽然篇幅不长，却得到了音乐老师的大力赞扬，还作为学校合唱团的曲目在全县比赛中演唱。
天府周末：据说上世纪50年代的西南音专只在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几大城市招生，您是怎样以一个专县考生的身份进入该校的？
黄万品：当时我在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园林好》杂志上看到西南音专的招生信息。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很有音乐天赋，便撺掇我去报考。后来一了解政策，才发现西南音专只在大城市招生。最后还是叶俊陵老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写封自荐信给《四川日报》。在信中，我向报社表达了一个爱好音乐的少年的求学愿景，并希望报社能帮我将此事反映给相关部门。没想到啊，《四川日报》真的将这封信转给了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又将信转到了西南音专校长常苏民手中。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西南音专的特批，获取了考试资格。
考试前几天，我带着2块钱盘缠，穿着草鞋，一路从平乐走到邛崃，又从邛崃步行至新津才搭上去往成都的汽车。到了学校，我从身上摸出常校长给我的回信，学校立即给我安排了考试时间，并且还让我免费住进了学生宿舍。考虑几天之后，我决定报考作曲专业，没想到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我竟然排在第三名，考入音专附中，成为西南音专建立后第一个从专县地区招考的学生。
天府周末：进入音专附中之后，您有什么新的创作？
黄万品：我的老师多数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老师，水平都很高，比起原来我在邛崃的时候学习环境好太多了，我也因此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每天学习到全校熄灯，简直到了“痴”的地步。
那时候，省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节目叫“每周一歌”，由于我在学校表现突出，便被老师推荐到电台的节目中教大家唱歌。当时教的很多歌曲都是我们作曲系学生自己写的，比如我有一次去富顺县采风创作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歌曲《幸福花》，庆祝国庆的歌曲《歌唱国庆十周年》等。1959年，全国掀起向纺织女工向秀丽学习的热潮，我也因此写下合唱《向秀丽之歌》，还以此作为我高中毕业的汇报作品，得到学校老师们的高度评价。
天府周末：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您写成的《琵琶行叙事诗》是一首在作曲技术上有很高难度的钢琴协奏曲，这首将西洋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民族音乐融为一体的曲目，也奠定了您之后在音乐上的创作风格。那么，您是怎么想到开启在音乐上的“跨界”创作的？
黄万品：我1959年上大学之后，西南音专就正式更名为四川音乐学院了，所以对学生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当时学校规定，本科生毕业时一定要创作出有交响乐性质的作品。我在学习中也发现，其实西洋音乐中有很多也是走当地民族路线的，比如著名的东欧乐派、北欧乐派、法国乐派……所以我就想，作品一定要走民族化道路，但是也要具备国际化风范，像当时最受欢迎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用钢琴来模仿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的声音，后来又结合我最喜欢的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有了写《琵琶行叙事诗》的想法。这个作品从构思到完成一共用了8个月时间，期间我既阅读了大量白居易时代的音乐文字资料，又听了很多世界著名的音乐音像资料，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才完成。而这个曲目也成为川音作曲系历史上第一首由学生完成的钢琴协奏曲。毕业演奏会的时候，学校还专门帮我邀请到全国知名的钢琴教授郑大昕主奏第一架钢琴，而我则配合他协奏第二架钢琴。
毕业后，我依然认为，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一定要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我还是坚持以西洋演奏的技法为“纲”，中国民间的音乐和故事为“用”，写出了《四川民歌五首》、《南坪山歌》、《川西风情钢琴曲四首》等作品。直到现在，我还是把群众视为我作品的第一评审。
几十载耕耘桃李飘香天下
川音对于黄万品而言，绝不只是一个学校那么简单，而早已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深入骨髓，融入血液。
天府周末：在你读大学那个年代，当时的校园生活怎样？
黄万品：当时川音本科校园和它的附中校园是在一起的，都在现在新南门外这块地方。校园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宁静，学术氛围很浓厚，有点像现在欧洲的一些小型艺术院校。在校园里头，女生通常就穿一身从前苏联传入的非常流行的布拉吉连衣裙，或者大襟衣配长裙；男生主要就是穿西装或中山装。当时上附中全部都是公费，自己不仅一分钱不掏，学校还管食宿。到了本科也有很多助学金。
除了学习，校园生活也很丰富，学生会干部经常组织一些篮球比赛、跑步比赛，每到国庆、中秋等佳节还有联谊舞会。
天府周末：从川音毕业后您去了山西大学艺术系任教，可是14年之后为什么又回到川音？
黄万品：1962年，山西艺术学院被合并到山西大学，成为山西大学艺术系。为了加强教学力量，山西大学开始在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招聘毕业生，正好山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夏洪飞和常苏民院长是老朋友，常院长便向他推荐了我。当时我才21岁，连四川省都没出过，突然要被派去遥远的北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但是想到当年我报考川音附中的时候常院长对我有知遇之恩，况且那个年代川音的毕业生大多都有“报效母校、为川音增光”的理想，我还是决定去试试。
到了山西大学之后，因为我当时非常年轻，很容易就和学生打成一片，工 作上干劲也很足。最重要的是，由于在川音接受了邹鲁老师前苏联式的教育，我的创作风格和教学特点也因此比较洋派、新颖，就很受学生欢迎。在山西大学期间，除了教学，我还写了合唱与管弦乐《红日照遍太行山》，在群众中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1972年我就被破格提拔为山西大学艺术系副主任。
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的恩师邹鲁教授因病去世，川音的作曲系一下子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这时候，常苏民院长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回到母校任教，以充实作曲系的师资力量。回归川音后，我在作曲系从最基本的助教开始干起。
天府周末：您在川音任教期间也教了很多名徒？
黄万品：我上世纪70年代回到川音后，教的第一批学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他们1977年入学，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班上学风非常好。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敖昌群是从川音附中毕业后去甘孜文工团工作了9年之后才回来读大学的，那年他已经32岁了。而易柯也是在宜宾文工团拉了几年的小提琴才考上的川音，入学的时候也28岁了。我教他们的时候经常都很感慨，他们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都很棒，在创作方面也时常有不错的灵感，但面临的共同问题却是他们的知识范围内没有系统的作曲技法来支撑他们完成自己的构思。于是，我便决定要让他们在作曲系学习的5年中，好好把这部分补上。他们自己学得也很用心，现在那一级的6个学生，全部都是全国知名音乐学院的教授。比如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贾达群、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管建华、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龙德云等等，像敖昌群和易柯就更不用说了，我2003年卸任院长一职后，敖昌群就成为在我之后的一任院长，而后来易柯又接了敖昌群的班。
天府周末：在川音当院长期间，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是什么？
黄万品：1997年，随着重庆的直辖，四川美术学院也不再属于四川，那时候省内也还没有别的专门的美术院校，为了完成四川的艺术院校学科建设，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在川内兴建美术、广播影视等艺术专业。在这样的前提下，川音当时90多亩的校区就显得相当狭小了。碰巧的是，那几年成都正好在修整一环路，而川音附近的一环路还剩下最后的30多亩农田。为了学校发展，我向有关方面再三申请才将这块地划给川音。在这块地上，新建了现在的琴房大楼、川音酒店，并将校园扩大到了一环路，奠定了现在川音主校区的校园建设基础。
2001年前后，遇到高校扩招，我又再一次主张完善学科建设，这一次我不仅聘请了很多海归派教授，还组建了现在的川音通俗音乐学院、川音国际演艺学院、川音成都美术学院、川音绵阳艺术学院四大学院，并在新都建成了现在川音新都校区，学生也由原来的4000人变成现在的14000人。
总的来说，学校发展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我觉得我没有辜负川音对我的培养，现在我走出去可以非常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个“川音人”。
故土情深余热回报家乡
作曲家、教师、院长，黄万品的人生轨迹在这三种身份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退休后，黄万品将热情投注在对家乡的文化建设以及对后辈的培养上。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快乐，一种人生不留遗憾的快乐。
天府周末：听说您在家乡创办了艺术培训学校？
黄万品：20多年前，我每月工资还只有几十块钱，但是我还是攒下4000元，为平乐小学和平乐高中各购置了一台钢琴。但是时隔几年后，我有一次回家探亲，却发现这两架钢琴仍然原封不动地锁在琴房里，钢琴上积满了灰尘，我非常痛心。回想起当年离开家乡的时候，家乡的音乐教育尚不发达，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依然没有人懂钢琴、教钢琴。于是，我决定要在家乡兴办一所艺术学校，专门培养家乡爱好艺术的孩子。2006年，我在平乐古镇建立了黄万品文化艺术培训学校，开设了声乐、舞蹈、美术等专业，现在在校学生已经有200多人。在学校任教的许多老师都是我在川音的同事，我的妻子白全贞也经常到学校亲自辅导学生。目的就是想为出身农村的青少年学生学习艺术铺垫一条路，起码不像我当年那么艰难。
我自认为是个故土情结很重的人，要振兴家乡的文化，只有我一个人学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现在我退休了，仍然要发挥余热，为家乡做点事。
天府周末：除了办学，您还为家乡的文化发展做了些什么？
黄万品：2006年我回老家探亲的时候，镇里的乡亲就给我反映，说当地民间音乐竹麻号子全镇只有2个人会唱，马上就要失传了，希望我能帮助拯救一下这项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艺术。我听了之后也非常着急，找来那两个会唱竹麻号子的人一问，他们既不懂记谱也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平时演出都是靠背唱。我于是立即组织当地民间艺人开始挖掘、整理相关的各种资料，并且积极地向省文化厅推荐和报送这一项目，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现在，竹麻号子已经成为古镇的一张“文化名片”，成为游客和文艺舞台上备受欢迎的原生态曲目。
前几年，我还创作了歌曲《我的家乡平乐古镇》，这首歌后来还被编成了手机彩铃，成为平乐对外宣传的形象歌曲。
天府周末：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经历了作曲家、教师和院长三种身份，在这三种身份中，您对哪一种最认可？
黄万品：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搞音乐，从内心来说，我还是最喜欢作曲。但是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不能只孤立地看到自己的创作，还必须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要使你从事的领域后继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做一个教师非常荣幸。但是搞音乐教学的同时，如果学校没有好的声誉和氛围，那么也不能为自己的学生争取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所以，振兴学校也是必要的。可能某个时期之内我会对其中一种身份投入的精力比较多，比如我当老师的时候就很少有时间创作新的曲子，但是看到我的学生在我的教导之下茁壮成长，我又有了另一种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三种身份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