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而有“代”，似乎很少听说。起初，我对这问题也模模糊糊。直到我读了几本怀念师友的散文著作之后，才对这个问题有点体会。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会提及这一读书人；那个年龄阶段的人，则会提及另一读书人。有些竟然相同，这一点除了他们身份相似之外，另一重要原因，他们年岁也极其相近。当然，写下这个题目之后，隐约也觉着几分危险与恐惧。因为先前中国有段时期，喜欢给知识分子归类，划分阵营；而现在的流行风尚，也常以“代”来划分不同的年龄群体。一不小心，可能会受人指摘，以为“惟恐天下不乱”。罪名偌大，赶紧在开篇声明，以示区别。我所说的“代”，不是为了区分彼此，而是为了联系彼此。他人的目的在划分鸿沟，我的目的在嫁接桥梁。当然，才力所限，不能尽意之处，还请读者诸君鉴谅。

　　在那段喜欢给知识分子归类的时期，许多语言被大力使用，如切割，决裂，打击（温情主义）等等。社会处处都准备除旧布新。人人牛气冲天，摩拳擦掌。许多东西因之被打破，许多情感因之被截断。六亲可以不认，父子可以相仇，师生也常常形若路人。“有一次我在校东门内遇见他，当然是谁也不同他打招呼了（即使有人招呼他，他也不理），穿戴一如往日，只是再没有过去的‘风光’了。”（吴小如《张东荪的‘消失’》 ）

　　改革开放后，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中国也开始进入“物化”阶段。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到了某个时期，也要判然相别。因此，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开始叫响。不久之后，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也加入了这支大军。刚开始，还有人咒骂、嘲讽。不过，效果似乎不大理想。后来，这声音也就渐渐地小了下去，沉入历史的深处。中国人性之怪，在这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不说，我不做。你说“不”，我偏做。尽管这些词语背后，隐藏着讥讽与对立，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使用它。

　　建国前的读书人，可不这样。他们背后似乎有一条绳索联系着。这条绳索就是责任感。目的是薪火相传。古人有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因此，某某人，只要去听过另一个人的课；就一辈子——常常是一辈子，念叨着。有时说师事之。有时说执弟子礼。年龄相差不大的，有时说关系在师友间。恭恭敬敬，不敢怠慢。“恩师董秋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季羡林《恩师董秋芳先生》）周汝昌，年轻双耳失聪，晚年又视力恶化。与吴小如关系在师友之间。有一年，吴小如去拜访他。吴小如说，直到他大声直呼：“我是吴小如”。“他才从声音辨出我是他的老友，然后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久久不忍放开。”（吴小如《‘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诸人，被人尊为导师。青年人竞相奔从。二十年代，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学子尊为“教授中的教授”。一时风气在焉。三十年代，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吴宓等人，也是学子常常称道的恩师。四十年代，钱钟书、林庚等人登上讲台，也是春风化雨、遍及士林。风云人物，名士大家，都成了学子追攀敬仰的对象。张中行《辜鸿铭》一文的开头说：“少半由于余生也晚，多半由于余来也晚，辜鸿铭虽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却没见过他。吴伯萧来北京比我早，上师范大学，却见过辜鸿铭。”季羡林说：“我虽然出身清华，但是，予生也晚，没能赶得上国学研究院时期；有因为行当不同，终于缘悭一面，毕生没能见到过赵元任先生，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季羡林《赵元任先生》）

　　前不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木心讲述的《文学回忆录》。文苑内外，喧闹了一阵子。关注点刚开始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名鼎鼎的陈丹青，这些年为什么老向学界推荐这一不大为人所熟识的人物；第二，木心的文学成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文学回忆录》出版的前几年，2009年，广西师大出版过木心的文学作品，共八种。当时，我买了。书倒是很精美。可惜，我年少识少，鄙陋无闻。自己觉着与作品有点隔，读不进去。至今，他的书还搁放在我的书橱里边，与我怅然对望。陈丹青说，木心这一代读书人，恰好处在断层，是共和国“缺”的一代读书人。又听人说，木心身上有五四之风。讲课方式迥异于现如今的大陆。这话让我羞愧，又让我好奇。羞愧的是，感觉像是为自己的无知找一个台阶。好奇的是，木心先生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于是，我又找出书橱里木心的书。查查有没有关于他身世的介绍。介绍的话，非常简短，只有三句。木心“一九二七年生，原籍中国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一九八二年定居纽约。”二七年生的人，四九年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岁。大学恰好读了一半。五七年开始反右的时候，三十一岁。六六年文革，四十岁。这样的年岁，恰好处于中间阶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遇见浩劫，总不免会被扣几顶帽子，但终不至于有灭顶之灾吧。

　　吴小如先生在一篇讲述厉以宁教授与他的文字因缘的文章中，这样说十年浩劫的。“以宁小我八岁，初不相识。我们一九六七都被驱入北大监改大院。我们当时不过是多年不予晋级的老讲师，既非‘反动学术权威’，更与‘历史反革命’、‘党内走资派’等等桂冠不搭界。在被判处为‘牛鬼蛇神’之初，想给自己找一顶对口径的‘帽子’都要绞尽脑汁。有一次，监改人员曾让我们自报罪行，如朱光潜、王力等老一辈专家倒比较容易应付，他们把各色头衔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张口‘如数家珍’。而问到厉以宁，他却踌躇了，半饷才答：‘我是漏网右派’。我因位卑人微，忝居诸公之末，最后才被质问。我受到以宁的答案的启发，乃答曰：‘我是反动文人’。这才过了门槛。”

　　吴小如先生，生于1922年。以宁先生小他八岁，1930年生。木心先生的岁数恰好处在他俩之间。十年浩劫，我想木心先生大概也会有不知给自己扣什么帽子的窘状吧。年龄与他们差不多的人，还有叶嘉莹（1924年）、舒芜（1922年）、林斤澜（1923年），资中筠（1930年）。唯一一个我所知道，与木心先生同龄的是，乔羽先生。只是此人名扬天下，是大词作家。他的词作，如《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难忘今宵》等等，至今仍传唱不衰。

　　读书人的命运有时竟如此相同；读书人的命运有时竟又如此不同。这也许都与“代”有关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