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尚新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具有正面宣示作用”。 本次修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同时，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在1996年第一次修正刑诉法，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后，我国在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更加注重保障人权，接轨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一个质的飞跃和重大改革。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一条约至今尚未得到全国人大批准在我国生效实施，不少法学专家认为，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尤其是刑诉法的一些规定还有应当修订之处，比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等，就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基本精神相悖——按照这一精神，任何人应当“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本次刑诉法修正中的意义，很多媒体和评论都有了详尽的阐释，在此不再论及。就我的观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很多人会认为，这项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己关联度不高——最多不过是，在美国影视中警察的口头禅“你有权保持沉默……”，有可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版。 实际上，许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刑诉法修正中，诸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原则性规定的引入，看似法律问题，但它宣示的程序正义原则，对社会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将对公众的观念和价值评判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公平和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下，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但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惩治犯罪的司法实务中，公众关注并往往希望看到的，是结果的正义。如近期云南高院对李昌奎案的重审，网络民意和舆论倾向即是较为典型的例证。但是，类似引起舆论聚焦的事件发生时，我们可能往往忽视了：结果正义的实现必须通过程序正义来获得。当刑事司法部门面临尽快破案的巨大社会压力时，为了达到破案和惩治，从而实现结果正义的最终目的，程序正义就很容易被忽视。如果这样的状况成为常态，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错案就不会再是例外。 对大多数人而言，现在都知道惩治犯罪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审判。但我们可能会疏忽：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通过法律程序的具体运作才能得到实施。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习惯思维，形成这样的观念：正义的程序，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观念转变有的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如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规定的再认识。 当“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一旦确立，还将对两种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的，是行使刑事追诉权的国家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习惯的“重口供”行为方式；间接影响的，是普通民众历来就有的 “包青天”情结。“包青天”毕竟是难遇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戏剧故事在后世传诵；但民主法治，则是可以稳定运行的制度，它不以能够行使公权力的某个人的意志或好恶脱离轨道，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程序正义的好处。刑诉法的这次修正，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为我们提供了观念变革、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推动社会公序良俗建立的极好契机。 （作者系本报首席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