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枪声，全国性的革命高潮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100年后，当我们走近这一雄伟壮烈的历史场面时，无法不回首凝视1911年，荣县城头高标共和的独立旗。四川，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一隅。如果把辛亥革命比喻成万里长江汹涌澎湃的浪潮，那么四川就是推涌惊涛拍岸的潮头。 今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本报推出“辛亥革命世纪回眸”特别报道。我们寻访四川保路运动、“成都血案”的历史细节，找寻尹昌衡、喻培伦等革命先驱的后人，走访荣县首义起义、罗泉会议等革命活动的旧址，试图从一些历史场景和史料中见微知著，探寻革命先驱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悲壮实践，在铭记先烈的奋斗与牺牲，缅怀前辈的丰功伟绩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为民族复兴和民生幸福而奋斗不息的精神。 历史或许不能还原，但斯人斯事，永值怀念。 成都人民公园，31.85米高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默默矗立。纪念碑，1913年建造，像一部厚重的史书，讲述着保路运动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正是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像惊雷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滚滚而来。 “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朱德元帅在《辛亥革命杂咏》组诗中写下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诗篇。“这是一场由爱国运动演进而来的革命运动。”2011年9月18日，在纪念碑下，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绍敏向记者仔细讲述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全过程。 缘起············· 自办川汉铁路，四川募银1200万两 当年，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曾绍敏告诉记者，自川汉铁路公司开办集股筹路款起至1911年底，筹集资金约1200万两白银，在全国各省铁路公司中占第一位。绝大多数四川百姓不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成为“股东”。 1903年7月，一封奏折匆匆从四川送往北京，摆在光绪皇帝的案头。这份奏折由四川总督锡良拟就，奏请朝廷批准川人自筹资金修建川汉铁路。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各种手段，或直接修筑和经营，或假借中外合办之名，或通过贷款，几乎控制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川汉铁路能深入中国内地，更是列强争夺四川铁路主权的焦点。 锡良的奏请，即是顺应川人要求自办川汉铁路的民情，得到朝野一致赞赏。 光绪皇帝欣然批准川人自筹资金修建铁路。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各省官商只要经过政府批准，都可以修筑铁路。商办铁路自此成为一条国策。 次年年初，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没有外资的省级官办铁路公司。“1905年改官办为官绅合办，1907年又改为商办，反映了四川人民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自主修路的使命感。”曾绍敏说。 川汉铁路的预定路线自成都经重庆、宜昌，到达汉口，全长约1511公里。而要修筑这样线长地险的铁路，至少需要白银5000万两以上。如此巨额的路款如何筹集？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提出集股修建川汉铁路的具体办法，并号召全川父老兄弟认购股票，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四川留日学生倾囊认购了筑路股款4万余两。而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也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对那时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一旦自修铁路的梦想变成现实，蜀道天堑就将变为通途。 “租股联系着千家万户，无论地主、广大自耕农和佃农的利益都与租股结合起来了。”曾绍敏说。川汉铁路的集资方式共有四种：一是认购之股，即官绅商民自愿出钱认购股票；二是抽租之股，是对有田产的人家，收租10石以上的，就要按该年实际收租的数量，抽收3%照市价折合成银两作为路款；三是官本之股，是把官款拨入川汉铁路公司作为股本；四是公利之股，由川汉铁路公司筹款开办其他项目收取余利，作为铁路股本的股份。“在这四种股款中，抽租之股（简称租股）是主要来源，占到股款总额的76%以上。” 惊变············· 清政府“收回路权”股票一夜变废纸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把四川的资金变为国有铁路股票，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伤害了四川绝大部分民众的利益。而四川保路运动，则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曾绍敏分析。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川汉铁路开始动工兴建。然而，就在川汉铁路紧张施工时，一个坏消息传来。 由于列强威胁清政府放弃“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的政策，清政府则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再出卖给列强。1911年初，清政府任命大买办盛怀宣为邮传部尚书。盛怀宣走马上任就提出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借款兴办”，并与列强签订借款协议。首先开刀的是粤汉、川汉铁路。5月22日，清廷降旨命令四川、湖南停止收租股。 当时担任《蜀报》主编的是立宪派重要成员邓孝可。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一早，“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了成都的大街小巷。 争路············· 保路同志会成立罢市罢课风潮兴起全川 在长约百米的成都岳府街北端，曾有一座恢弘的大院，是清朝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府邸。清朝末年，岳钟琪的子孙将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1911年6月17日，就在这座大院里，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拉开壮阔的保路群众运动的大幕。 4000多人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除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咨议局议员和各法团代表外，更多的是闻讯赶来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而当讲到借款合同与国家存亡的关系时，群情激愤，痛哭失声，悲愤达到极点，甚至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受到感染，挥泪叹息。 第二天，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会众到总督衙门请愿。 85岁高龄的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须发皆白，在数人的搀扶下作前导，随后走着一大群身穿公服的绅士，接着是铁路公司员工、学界和商界人士以及群众，浩浩荡荡直驱总督衙门。示威队伍要求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代奏清廷，“请求废止借款合同，撤回收路成命”。 曾绍敏告诉记者，半个月内，四川保路同志会陆续开会不下10次，每次到会者不止数千人，无不激昂悲壮、热血沸腾，一直主张破约保路。“成都各界各行业各街道的民众也争先成立各类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他说，如妇女界成立女子保路同志会，宗教界有清真回民保路同志协会，各行业中有印刷工人保路同志协会、优伶保路同志协会等等，连各街道的保路同志协会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不到10天时间，成都参加保路同志会的人达10万以上。” 不仅成都兴起创办保路同志会的热潮，同盟会中人还策动四川各府州县组织保路同志会。“到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 然而，川人的激愤并未使清廷收回成命，反而责成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惩办争路绅民。 1911年8月24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再次在岳府街召开大会。数万群众到场，将附近小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同盟会会员刘继旭指挥法政学堂、叙属中学、第二小学学生600余人夹杂在人群中宣传，鼓动罢市罢课。当罗纶登上主席台报告了清廷上谕惩办争路川人之后，群众激愤痛哭，罢市罢课的吼声有如雷鸣电闪，轰动整会场。“大会还未结束，成都市民已自动关闭店门停业，学堂工厂纷纷停课停工。” 在《忆成都保路运动》一文中，亲历者石体元留下了这样的记忆：“那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志由新街经东大街、暑袜街跑了一个大圈子，没有看见一家开门的……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地，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铺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无论甚么场合，每一个人视听言动所接触的，完全集中于保路斗争这一个问题。” 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在成都罢市罢课第一天，街头就出现“四川七千万人同白”的传单，呼吁“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 随着，在成都就学的各府州县学生返回原籍，鼓动各地开展罢市罢课斗争，全川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迅速兴起，在“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此刻，在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以及其他同盟会会员，开始酝酿点燃川人的反清革命热潮。 引爆············· “水电报”警讯点燃同志军起义烽火 曾绍敏说，在1911年9月5日的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喷涌而出独立意识。接着，遂发生骇人听闻的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成都血案”。于此，武装起义浪潮，风起云涌，无法阻挡。 1911年9月5日当晚，赵尔丰下令成都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墙上把守重兵，封锁邮电交通，但同盟会的龙鸣剑等人依然趁夜幕沉沉，奔至锦江边的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会员曹笃、朱国琛连夜制作了数百块木牌，秘密投入锦江，向外界传递讯息。 这些木牌，后来被人们称作“水电报”。曾绍敏曾经四处搜寻有关 “水电报”的史料：“‘水电报’宜宾、泸州，一直到宜昌都有发现，说明各地接到后又不断仿制，以至于源源不断的‘水电报’在江河中漂浮。” “水电报”的警讯一传出，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首先起义。据考证，龙鸣剑最初发出的“水电报”涂有桐油，用油纸包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后来仿制的木牌越来越多样化，有的两面写字，有的角上凿小孔，用鸡毛扎成小旗式插入孔内。 也是在“成都血案”发生当晚，同盟会会员、哥老会首领秦载赓聚众千余人，在华阳中心场誓师起义，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军。第二天早上，华阳同志军抵达成都东门外，与清军在牛市口、大面铺等地激战，打响了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枪声。到9月10日，有万余人来参加战斗。 “成都血案”发生后的几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群众组织起保路同志军，离成都较远的三台、荣县、峨边、井研以及屏山等州县的同志军也趋奔而来。攻打成都的同志军多达数10万人，与清军作战不下数百次，从四面八方向成都进攻，形成对成都大包围态势。“蜀江潮，接汉江潮”，曾绍敏介绍说，长达8个多月的四川保路运动，不仅摧毁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还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革命机会悄然出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百年回首，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