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集团特派记者 李旭 3月9日上午，四川代表团分组审议进行到一半时，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话题让会议室里热闹起来。 “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看守所内讯问增加录音录像制度，是个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完全赞成。”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 继而，他提到了草案第一百二十条，即：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可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意思就是也可不录。” 葛红林说，“万一讯问时没录，上法庭后又翻供，法院怎么采信、如何判案”？ “问得好！”坐在对面的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侯一平继续追问，“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由谁来判定？谁敢打包票？” 多名代表热烈讨论后认为，不管案件大小，讯问时都应全程录音录像。 这一结论令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王琳有些犯难：“代表们说得没错，全程录音录像也肯定是大势所趋，但据我了解，要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很难，其中有技术的原因，也有资金的原因。” “购买设备需要多少钱？技术难度很高吗？降低一点要求行不行？”从事信息化产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成都迈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花欣问。 侯一平接过话头：不管花多少钱也应该尽快做起来，我们既要惩罚犯罪，也要保障人权。 四川省高院院长王海萍有些激动：“为了司法公正，舍不舍得加大投入？这个问题能引起代表们的关注，我们很高兴！”但她说，现阶段要做到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确实有难度，连法院也做不到每个案子都录像，只能保证重大案件录像；地处偏远的三州地区，更是只能通过远程提审等方式审理案件，“即便如此，省法院在成都的机房也已不堪重负，正在考虑建设第二个数据库。” 葛红林听罢表示：“考虑一下服务外包嘛，建议把全国法院的速记中心、灾备中心都放到成都！” 这一提议，引起了来自司法战线代表们的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