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牌探索的三个要义 ●村民变成居民： 界牌群众所受的影响和所享的福利有哪些？ ●山区农村建社区： 界牌干部怎么抓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界牌经验复制： 有条件的贫困山区能否快步迈向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方小虎 周前进 黑色的柏油路蜿蜒起伏，串连起山间的一个个村落，在离广元市区半小时车程的利州区龙潭乡界牌新型农村社区，一片以小青瓦、白粉墙、木格窗为风貌特色的川北民居引人注目。顺着公路岔口，在三个方向摆布出的超市、便民服务大厅、卫生计生服务部、农民综合培训部等公共服务中心标牌清晰，开门迎客。 2月25日下午5时，社区民生保障服务部里，43岁的社区居民魏文斌郑重地在向区人社局提交的一份医保申请书上签下名字。“现在，我就跟城里人一样了！”把申请表递给工作人员，他难抑欢喜。“凭什么一样了？”记者问他。魏文斌指着宣传资料上的条款认真解释：以前我们是新农合，每年报账封顶是20万元，现在跟城里人一样，30万封顶，而且门诊和住院报账比例也大大提高。 柜台上，另一份宣传资料也打通了城与乡的藩篱——凡加入社区专合组织的居民，均可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每月增加到四五百元。 界牌新型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娄兵告诉记者，这两大新政策公布和宣传的时间不长，但社区覆盖的6000多人中，已有近30%的居民选择进入城镇医保和社保。 调查一：界牌探索——统筹城乡统什么 29岁的居民李兴多年来在陕西打工，干过建筑、端过盘子，后来看到厨师赚钱，就边打工边学烹饪。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李兴回家重建了新房，利用学到的烹饪技术，开起了农家乐。 走南闯北过的李兴过去一直觉得农村除了空气外，什么都比城市差，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市里有天然气、自来水，社区里有干部坐班，随时可以找人办事，就业服务更是方便。”李兴回乡后一直觉得不适应，总觉得办个事还要跑十多公里去乡政府，很不方便。 去年，这些开始改变。利州区和乡上投资新修了几十公里油路，沿途还摆了分类垃圾箱；乡上依托界牌社区居委会所在地，成立了便民服务大厅、综合培训部、文化体育服务部、卫生计生服务部、综治调解室、民生保障服务部、农家购物超市、农业服务部等8个公共服务中心；社区干部轮流值班，为社区居民提供建房审批、惠农补贴、电费收缴、就业培训、就业推荐、新农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办理等生产生活服务。“打针吃药输液都在社区解决了，24小时都找得到医生。”说到这两年身边发生的变化，李兴和魏文斌都很满意。从来回跑二十多公里到乡政府盖章，到十多分钟就可就近办事，出门就有水泥路走，自来水、光纤通到家里，生活越来越便利了。去年底，李兴又到社区便民大厅申办了一件事：在家门口两侧新建两处门房，连接城区和周边乡镇的环线公路打通了，他要扩大农家乐规模，开家庭旅馆。 利州区委书记赵文峤讲，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界牌的做法，就是通过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让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对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同时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但界牌的探索不止于此。更核心的是，在新型社区建成后，当地村民还可在公安部门重新登记注册为居民户口。农民群众拍手称快，因为原有的承包地、山地和宅基地等权益不受影响，还可享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医保等。有望给界牌居民带来更多福利。 如果说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社区办事的快捷化，让农民享受到公共服务向下延伸的便利，更多体现为“以城补乡”，那么，户籍的改变，身份的转换，则体现出“统筹城乡”更本质的要求。“补”与“统”有机结合，方能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分割。 调查二：界牌实践——创新管理抓什么 “为什么要在一个山区的农村建社区？”“一是解决公共服务上的城乡差别，二是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利州区分管农村工作的区委常委殷扶炯答。 持续增收，对于一不靠城、二无工业、农业人口占98%以上的龙潭乡而言，挑战难度不言而喻。 但在下乡调研中，殷扶炯和龙潭乡的干部发现：农村经济越来越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等特征，但单个分散的行政村，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成规模的土地流转难展开，上规模的专业合作社难建立。产业发展规模化和降低公共服务成本，要求必须打破行政范围，统筹考虑区块发展。 在充分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利州区引导龙潭创新农村管理方式，打破原有建制村约束，盘活各种市场要素，促使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区上还指导龙潭乡编制了新村建设、农业发展、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覆盖等8个专项规划，打破区域界限，联建区域党组织和社区。 试点首先在界牌推开：由相邻的六个村党支部，连带辖区内学校、企业、协会等党组织力量，一起成立界牌联合党委，同时成立界牌社区管理委员会，下设8个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成立社区就是要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缩小甚至破除城乡差别，二是通过管理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群众持续增收。”赵文峤说。 社区成立对基层干部能力、理念，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娄兵讲，以前你一天到晚忙什么群众看不到，现在你要值守服务窗口，与群众面对面，你在不在岗、服务好不好，群众一目了然。 对基层干部政绩评判更直接、更公开，这是成立社区后界牌社区干部最大的体会。因此，这两年他们除了优化公共服务外，最多的心思花在帮助群众通过社区成立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发展产业。 龙潭乡党委书记王思才算了一笔账，过去跨村土地流转，说服群众不容易，现在一个社区的事就是6个村共同的事情，土地流转好谈了、引进业主容易了、外出务工减少了。去年片区内流转土地3100亩；引进业主17个；发展种养大户50多户，生猪养殖10万多头，分别比上年增加1600亩、10个、4万头。相应，由农民自主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从过去的两个发展到4个，外出务工人员减少200多人。 元山村二组的吴仕斌几年前就开始种植梨子、桃子，直到2011年才盈亏平衡。去年社区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后，给他提供技术支持，当年他家100多亩果林、蔬菜就实现纯收入50多万元。去年，界牌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00元，比上年增加1900元。 产村相融，全面改善社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居民持续增收——界牌的实践，又一次证明了改革创新是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现实需要和持续动力。 调查三：界牌意义——全面小康做什么 利州区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601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龙潭乡有18个村和社区，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500元。为什么选择在龙潭乡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赵文峤讲，利州区是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想为贫困山区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寻求突破点，也想面向全面小康目标进行率先探索。界牌在龙潭乡的条件不算好，界牌能的，其它许多地方也能做。 事实上，继界牌后，龙潭乡正在另外两个地方——建设社区和复兴社区复制“界牌模式”，而利州区也准备在更大范围内建设更多的“突破点”。 据测算，界牌新型农村社区除修路等基础设施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通过整合各种资金完成，投资100万元左右。按一个社区辐射6个村计算，龙潭乡只需建3个新型社区即可，总投资不是特别大。此外，因为居民进城镇社保和医保是逐年增加的，所以财政对这块的负担也不会特别重。 最乐观的在于群众意愿，因为界牌实践并没有触及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新村建设也没有大拆大建、拆院并院，最大限度保留了乡村风貌，是一个只给予、无索取的制度，因此大受农民欢迎。 在界牌采访时，最深的印象是这里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看不到打牌搓麻将闲耍的人，到社区办事的人也是匆匆来匆匆去。只是华灯初上时，一辆辆摩托才载着城里务工的人回来，颇有城市生活的忙碌节奏。 在综合培训部，记者翻看了10多页居民求职需求登记，月薪要求均在3000元左右。据介绍，这些人都已在务工，只是想换工资更高的工作。而在社区图书室，村民在留言本上提的意见，大多是要求多买养殖、种植和烹饪技术方面的书。 七十多岁的居民魏永钊当过村干部，儿子儿媳都在外跑运输，他准备开了春再买十几头仔猪来养，“现在路好走了，水也解决了，政府提供的服务更多了，但我们不能躺着等小康啊，富裕生活是干出来的。”采访中，居民渴求技术、思变求富，如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正如广元市分管农村工作的市委常委冯磊所言，界牌的实践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贫困山区的全面小康不等于同时小康，一些乡、村可以从实际出发，走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路子；二是贫困山区的全面小康不是等来的，也不能是靠城市“补”出来的，而是要干部群众一起创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这正是界牌探索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