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充分体现了国际经贸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核心内容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古丝路”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新丝路”战略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有利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我国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当前，全球化趋势冲击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与发展，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企业同类产品的竞争冲击，也将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冲击，这种双重夹击的态势很容易将企业淘汰出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合作共赢的模式紧密联结起来，一方面为企业搭建了“引进来、走出去”的长期、稳定、高端的平台，使我国更多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市场中扩大发展空间，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看，市场叠加和竞争加剧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有利于我国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对内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是我国西进战略和实现西部腾飞的重大举措。内陆省份开放型经济发展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四川作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最大平台和最重要窗口，如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充分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开放合作，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拓展对外开放新局面
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通了我国和沿线国家的通道，大幅度增加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这对我国丝绸之路节点上的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而言是重大战略机遇。就对外开放领域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加快，国内外经济发展将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快速融合，沿线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带动生产要素在沿线国家大规模的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资源进行配置与重组，推动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进一步融合。同时，国际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以形形色色的新面目出现。由于我省多数企业长期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不熟悉国际运行的规则、方式、惯例，据统计，44.4%的省内企业认为出口的最大困难是不熟悉国际运行的规则。因而一方面出口产品有可能受到苛刻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等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另一方面，大量低关税进口产品又可能强力冲击省内市场。
二是跨国公司很可能借机推动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跨国转移。由于跨国公司掌握了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庞大的营销网络，故近年来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80%都是跨国公司进行的。我省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要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不关注跨国公司，了解跨国公司，学会和跨国公司打交道。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已呈现出以下变化：一是投资的定位不断升级，许多公司开始了战略性布局和全方位投资扩张战略；二是从新建为主转向侧重并购；三是由点状分布转到系统布局，对西部的关注有所增加。
三是区域经济集团将不断进行新组合和新扩张。近年来，不仅企业热衷跨国并购，国家经济也日趋集团化。自2004年5月1日以来，欧盟已完成了三次扩大，成员国从15个扩大到28个，“欧洲经济圈”逐渐壮大；而“美洲经济圈”随着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也已基本成型；“非洲经济圈”正积极酝酿，勃兴在即；同时，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正方兴未艾。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都是在地区贸易集团内发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这对亚洲经济贸易乃至世界经济贸易而言都将是大调整、新组合。在区域经济集团新组合和新扩张过程中，我省企业不仅将遭遇更多的障碍和排斥，而且会面临市场需求、市场结构、市场规则、销售方式、销售渠道、销售网络的新特点、新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学习、重新适应、重新构架。
四是我国对外开放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呈现的新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而言，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沿海开放；二是90年代初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沿江开放。三是当前，随着“振兴东北”中提出的向北（俄）、向东（韩、日）开放；国家提出的“西三角”向西开放及中哈边境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借助东盟与中国（10+1）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契机，桂云黔三省争当向南开放的桥头堡，等等，表明我国向东、向北、向西、向南全方位的沿边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亦是包括我省在内的西部地区谋求突围的一次发展机遇。
应该说，总体上四川在整个西部地区是一个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和潜在能力的区域经济系统。然而，相比较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省区中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云南、广西等省市区，四川不沿边不沿海，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都不具有明显优势，因此，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四川在西部的某些优势和发展前景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四川必须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创造条件，积极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二、我省对外开放发展现状的基本审视
我省对外开放发展，从纵向比较，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横向比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一）纵向比较取得的成就
1．进出口贸易增长迅猛，已成为西部地区的贸易大省
我省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0.41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02.5亿美元，增长了近1713倍，年均增速达47.6%。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四川外贸进出口排名第11位，居中西部第二。同时，商品出口结构明显优化，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出口市场逐步趋向多元化。1978年与我省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仅有8个，到2003年已增至200个。四川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均有贸易往来，2014年四川对“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212.1亿美元。此外，四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额超过4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外贸出口主体队伍由过去单一依靠少数专业外贸公司转变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共搞出口的局面。2007年，四川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有6353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2014年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3991家。外贸出口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
2．境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质量逐步提高
从1983年到1991年，我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仅2.11亿美元，项目310个。但1992年后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截至2013年末，全省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过万家，近5年累计利用外资430多亿美元。按可比口径，四川外商投资实际到位总量居中西部第一，总量占西部三分之一。同时，全省利用外资已由过去主要依靠优惠政策转变为开始采用国际惯例和做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明显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投资热点。世界知名大公司、大财团竞相来川投资，在川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累计达到269家，并实现21个市州全覆盖。香港是四川利用外资的首要来源地，台资投资西部首选四川：截至2013年底，四川累计登记注册台资企业1656家，项目投资总额124亿美元，利用台资106亿美元，是西部地区台资企业最多、投资额最大的省份；台商在川投资已从过去聚集成都一点，转为成德绵、成渝经济区沿线城市发展的多点多极格局。
3．对外省资金和项目的引进增长很快，覆盖多个行业
近5年我省累计引进到位国内省外资金3.3万亿元。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110多家中央企业中，已有90余家在川设立了区域机构或分公司。近5年来，中央企业与四川签署合作项目40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9000亿元，涵盖能源电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油气化工、交通物流、建材、环保、通讯、农业及食品加工等众多领域。全省引进到位的国内省外资金中，近七成来自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已有100多家在川有实际投资项目。2013年，我省民间投资总量达1.1万亿元，对全社会投资增长贡献率达61.9%。在引进省外资金的同时，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如广东科龙、上海日化、深圳三九集团、浙江娃哈哈、河南双汇等纷纷“进川落户”。这表明，我省对内开放也取得明显进步。
4．四川已成为西部地区率先“走出去”的大省
2014年，我省新增境外投资企业突破100家，累计超过500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70亿美元，外派劳务4.5万人，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在西部各省市区均居第一位。
2015年上半年，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占比由去年的29.5%提高到30%，其中对我省确定的20个重点国家出口占比提高1.8个百分点。成功举办30多个经贸促进活动，带动设立境外营销网点92个，遍布33个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境外投资企业近30家，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60%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川新设外商投资项目19个、同比增长18.8%。不少川企在“一带一路”上“走出去”，如成达集团的印尼燃煤电站项目合同金额10亿美元、中铁二院俄罗斯高铁勘察设计项目合同金额3.8亿美元、华西能源签署了约2亿美元的巴基斯坦燃煤电站项目 EPC 工程总包合同等。
5．区域经济合作取得初步成效
2004年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四川代表团签约151.32亿元。2014年第十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四川代表团签约项目60个，总投资额576.5亿元，涉及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现代服务业，与泛珠区域各省（区、市）均有签约项目在内。同时，注重提升项目质量，项目数量缩减37.5%，但投资总额却增加31.7%，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从2013年的4.6亿元提升到9.6亿元。其中工业类项目达50个，占比83.3%，较上届提高18.7个百分点，投资额480.4亿元，占比83.3%，较上届提高 17.5 个百分点。这表明，由政府提出的经济合作已被导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合作的运行轨道，这有利于对我省加强与周边国家如东盟、南亚、中亚经贸合作的机制、方式与途径的探索。
（二）横向比较存在的差距
1．从事外经贸的企业少、规模小、产品缺乏竞争力
目前，全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有出口实绩的企业不到50%，从事境外承包工程和投资的企业也只有100多家。我省出口商品中，有一半属资源类、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适销对路、有竞争能力的出口产品缺乏，知名品牌及高附加值商品寥寥无几；90%左右的产品属退税率下调的产品而退税率调高的产品几乎没有。同时，“大路货”充斥市场，不仅创汇少，效益低，且常常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如我省彩电、生丝等遭受国外反倾销，肠衣、蔬菜等遭受国外贸易技术壁垒。
2．全省对外经贸工作发展不平衡
突出地表现为：一是出口商品供给地区过于集中。成都、绵阳两市外贸出口约占全省出口额的50%，部分市、州出口少，增势缓慢，还有5个市州的年出口额不足1000万美元。二是外商投资地区结构不均衡。全省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和乐山市。外商投资是为了预期利益回报，因而投资一定要充分考虑投资环境。我省外商投资地区集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我省地区间投资环境的较大差异。
3．引进外资数量偏低，占全国比重偏小
以2003年为例，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6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6800亿美元以上，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015亿美元。而我省同期的相应数字为，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508家，实际利用外资107.8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48.77亿美元，以上相应数字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41%、1.59%、0.97%。大大低于我省同期GDP所占全国4—5%的份额。实践证明，外商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据统计，外商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东部地区为18.11%，西部地区为1.15%。东部和西部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造成的。
4．来川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过于集中
我省引进外资主要来自部分国家和地区，如香港、美国、台湾、新加坡等。这种投资者所在地区过于集中的状况表明，在我省的投资环境中，可能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等所谓投资软环境方面的缺陷，障碍了更广泛的投资者进入，特别是欧美大跨国公司的来川投资。显然，这既不利于我省引进外资数量的增加，更不利于我们对投资项目的挑选。其结果，一方面形成外资的“卖方市场”，容易加大引资成本；另一方面不易优选好项目、大项目。
5．总体讲，我省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表示该地区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一般说来，衡量其开放程度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即以此地区进出口总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衡量；二是利用外资的程度（外资/总投资），即表现为区域经济对国外先进技术及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上。2013年，我省外贸依存度为8.8%，比全国外贸依存度（46%）低37个百分点；全省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1.6%，而广东占26.2%，江苏占13.2%。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我省仍然基本上是靠内需拉动发展的经济体系；无论是商品出口还是外资拉动的作用都十分微弱。
三、四川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的形成显然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甚至相互博奕的结果。
（一）“三不靠”的地理环境
四川深处内地，既不靠海，亦不靠江，也不靠边，离最近的出海口也有数百公里。当然，区位不是影响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瑞士，不仅旅游业享誉世界，钟表更是风靡全球。但是，远离世界市场毕竟增大了空间交易成本，会降低效率，在和沿海、沿江、沿边地区的出口竞争中“天然”处于某种劣势。因而，这不仅使我省如何克服空间格局不经济成为关注的问题，而且对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出口商品结构、出口通道等问题的研究亦变得更加紧迫。
（二）“三不畅”的对外经贸通道
目前，我省产品通向国际市场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是外商独资、合资的制造业、商业流通业的国际通道；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流传下来的国有外贸通道；三是企业自营出口通道。我省外资企业不仅数量少，而且多数外商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商品结构就是为了占领我省市场而非出口，因而，此通道现在尚不畅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我省外贸企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货源而无自营权，是出口商品链条中最低的一环，没有广泛的客户网络，没有众多的商贸渠道，没有高级的商贸人才。计划经济体制一转变，许多外贸公司纷纷倒闭，剩下的尚在惨淡经营，一时难挑重任；而企业自营则遇上信息、知识、人才、经验等的障碍。销售网络的建设是一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企业自营要挑起大量出口的重任，尚需时日。
（三）“三不强”的出口商品
商品出口要占领国际市场，重要的无非是“价廉物美加营销”。由于我省出口商品企业一般规模不大，分工不细，因而成本高，附加值低，再加上长途运输，不仅成本增高，甚至会影响商品质量。同时，对国际市场了解少，信息反馈慢，规则不清，惯例不明，不仅产品不容易适销对路，还容易受到反倾销，反贴补调查，甚至成为一些国际诈骗的对象。
（四）“三不全”的对外经贸服务体系
大量事实表明，就为外贸服务而言，最重要的应有资金、信息、中介三要素，即应建立健全资金支持系统，信息传播网络系统，中介服务系统。而我省在对外经贸企业的资金支持上力度不够。据对我省企业的调查，62%的企业认为融资难是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同时，信息传播中的咨询业、企业诚信调查、国外经贸政策调研等方面都比较薄弱。此外，仲裁委、贸促会、行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体系尚不完备，作用尚不充分，影响尚不广泛，和其他省份，特别是和沿海地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据不完全统计，77.8%的企业认为我省中介机构总体服务水平低，素质差。
（五）“三不多”的对外经贸人才群体
发展对外经贸，体制是根本，政策是前提，企业是主体，人才是关键。由于种种原因，我省通晓外经贸工作的领导干部不多，所以对外经贸工作的重视不够，步子不快，且决策失误时有发生；同时，熟悉国际市场的企业家不多，因而谨小慎微，害怕涉足。另外，我省精通国际商贸交易的专业人才更不多（包括外语、国际经贸、国际法律等），因而严重影响了对外经贸活动的开展。
四、四川对内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及发展战略
观念决定理念，思路决定出路。仅从区位讲，由于四川向东、向西、向北、向南，距出海口至少都有数百公里的距离，无论从哪里“走出去” 、“引进来” ，都要千里跋涉，都会提高经济贸易成本。其对外开放和沿江、沿海、沿边的“三沿”区域而言，自然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同时，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早已超过3/4。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对外贸易推动了对外投资，那么，90年代以来，不可否认的事实则是外资拉动外贸。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基础上来确立我省包括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目标、基础、途径等诸多内容的总体开放思路。
（一）总体思路
紧紧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以改善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为前提；以建立规范的开放型经济为目标；以构筑开放的企业群体和能进行有效国际循环的市场体系为基础；以吸引外资，特别是重点引进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为突破口，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对外经贸的长期战略。同时，拓宽开放渠道、搭建开放平台、造就开放人才、培育开放文化，使我们能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贸交往中，更多更好地利用外部有利条件，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形成我省经济的国际循环和良性发展。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目标。长远看，进一步提高我省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推进省内外市场、国内外市场的融合，加快省内外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最终建成开放型经济；近期看，加强与国内外的全面交流与合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四川经济质量总体得以提升，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础。大力培育能融入国际产业链的企业群体；进一步健全统一规范开放有序能进行有效国际循环的市场体系；建立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包括开放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等。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关键。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我省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优质服务；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途径。多方式引外资、多渠道促外贸、多平台搞合作；用外资带动出口，用出口拉动市场，用市场再吸引外资，形成“三外”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使四川经济逐步楔入国际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采购链和经济循环链；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着力点。进一步完善既符合开放型经济客观发展规律，又符合四川经济发展实际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创新。
（二）发展战略
四川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对外经贸发展总战略是：以吸引外资为龙头，统筹外资、外经、外贸发展，“三外”互促共进；吸引外资的重点应是欧美大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吸引跨国公司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以符合通行国际规则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核心的投资软环境；同时，培育出口企业群体和生产基地；拓展进出口渠道，建立国际经贸交易网络和合作交流平台，使四川经济实现良性国际循环。
提高四川对外开放水平是涉及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但推动对外经贸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要搞好四川对外经贸工作，不仅需要具有全局性、着眼长远的总体战略，同时，针对不同领域还应有相应的发展策略：
1．出口贸易领域
就出口贸易而言，我省空间交易成本高是先天的、难以改变的约束条件，很难和“三沿地区”在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上竞争。故应大力实施：
（1）“内外结合、远近结合”出口战略——即无论境内境外、地区远近，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原则下，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有市场、有需求，都应鼓励出口；
（2）“以特取胜”出口战略——努力开发我省独有的某些特色农副产品和中药材，例：川酒、川茶、川菜、川药等。同时，政府应根据供求情况调节出口数量，一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企业利益，二为保护资源不被过度采用；
（3）“高附加值”出口战略——商品附加值越高，分摊的运输成本就越少，例瑞士的手表，英特尔的芯片。我省运输成本高，应鼓励各种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4）“以投资带出口”战略——鼓励省内企业出川出国投资时多用省内设备和产品，以带动我省设备和零配件的出口；
（5）“以加工促出口”战略——可利用省内劳动力相对便宜的优势，鼓励省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的组装，提升到辅料、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密集型组装环节；
（6）“大集团、大网络”出口战略——依托一些国际大集团的销售网络以促进出口，例如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等等。
2．引进外资领域
由于交通的阻隔，我省事实上很难象沿海一样引进大量的中小企业，重点只能吸引大跨国公司及一些战略投资者更多的生产环节及流通环节的投资。故应实施：
（1）“吸引中长期投资者”战略——这应是四川引资的战略定位。定位重于区位，故必须长期坚持。要吸引大跨国公司，就必须按照“社会稳定，法制严明，政策透明，人才充足，配套完备，服务到位”的要求来改善投资环境；
（2）“以市场引投资”战略——市场是最有吸引力的资源，是我们拥有的引资“王牌”，必须充分利用。要用八千万人口乃至辐射西北、西南的大市场来“换”技术、引投资、吸人才；
（3）“以良好生态引投资”战略——环境是最稳定的资源。在当代，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及各种物流都可以跨国流动，但环境很难流动。而高科技产业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例如，芯片制造工序有800多道，只要有一首工序出现问题或者一粒尘埃落在产品上，都会导致产品报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所以，英特尔公司将其芯片封装测试企业布点成都就不是偶然的了。可以预见，四川良好的生态环境还将引起更多高科技企业的青睐；
（4）“以人才引投资”战略——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四川既有电子科大、川大、农大等培养人才，又有“三线”企业造就的大量人才。四川应出台有力措施，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展示人才，增大“磁铁效应”，以吸引外资；
（5）“以资源引投资”战略——物质资源，特别是一些稀有的自然资源是众多产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四川丰富的水能资源，天然气资源、稀土矿资源，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动植物种，对相关的投资者一定有巨大吸引力；
（6）“以低成本引投资”战略——生产成本低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力。我省应以低电价、低水价、低气价、低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资，发展相关产业。
（7）“低门槛、零障碍”战略——这是就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而言的。良好的政务环境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往往是外商投资的首选条件。
五、四川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向与制度创新
（一）政策取向
企业是四川积极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经济主体，而四川是否能融入、融入的程度如何，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和政府建立的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因此，我省当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须建立支持开放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
1．导向性政策。是发展四川开放经济的总体战略、指导方针和根本政策。包括建立四川开放型经济的总体思路和发展原则；外经贸在地区经济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外经贸发展的总体规划；出口基地的区域布局；主导产业优势项目的鼓励与诱导政策；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规划与战略布局等等。
2．支持性政策。包括放宽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准入政策；对出口商品及项目的税费优惠政策；完善出口商品退税政策；出口商品信贷及国家担保政策；土地审批政策；保护外商合法权益，包括知识产权，等。
3．服务性政策。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严格依法行政，依规行政。实现服务观念、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内容的根本性转变。为此，包括项目审批、工商登记、信息提供、政策咨询、投诉解决等相应的服务性政策必须加快规范化、制度化、长期化、公开化，并要和国际通行作法接轨，实现国际化。
4．投入性政策。包括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的建立和监督；人力资源的培养和提升；市场中介的培育和规范；社会治安的治理和改善；对外的宣传和交流等等，都应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支持和规范。
（二）制度创新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原有的宏观经济格局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原有的利益格局也必将打破而重构。因此，要推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制度的创新及其功能的重构就不可避免。
1．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的不一致，及区域行政中心一元化与区域内经济中心多元化不对称，必然要求行政区划制度创新。
区域经济不等于经济区域，要解决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减少行政层次，转变政府职能。但当前不能主要寄托在行政区划的调整。因为，一是行政调整的成本太高；二是新的结构会带来新的问题。现实的选择是，应用行政力量来协调各方利益，用市场制度来化解区划纠纷。例如，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川滇藏三省联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达成共识，就是成功的案例。
从省内来讲，区域制度创新的原则应是：“统一市场、利益共享”。即一方面加强省一级的规划、指导、协调的力度，对在营造对外开放、统一市场过程中因资源流动、企业外迁、人才流失等形成损失的可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分享税赋等方式给以一定弥补，建立区域利益共享、多赢的机制。同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健全覆盖全省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进一步统筹地区、城乡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分工，使各地在专业化分工中获益。
而与省外的合作，则应强调“经济互补、利益分享”。各省有各自的利益，这是客观事实。一般来说，都希望区域内垄断利润最大化，同时，区域内发展成本最好由别人承担。所以，必须探索合理的能实现双赢的合作模式和机制。
2．开放经济要求有充满活力的出口企业群体，必然推动企业制度创新。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竞争的主体，是促进对外开放的根本动力。开放的经济要求有充满活力、结构合理的开放型企业群体。开放型企业群体不仅要有“卖出去”、“买进来”的愿望和冲动，还要有“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能力和条件，为此，在制度层面上讲，就必须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的出口在我省仍占主导地位，但后劲不足。其根本原因还是国企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制度创新不足。从当前国企的实际情况看，面向市场，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三项制度”改革仍是重点；能否形成“职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新机制是制度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志。总之，我们必须加快国企的改制工作，增强活力，推动进一步开放和发展。
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将保持加速发展，前景很好。例如，随着英特尔公司成都芯片封装厂的建成投产，其出口额有较大增大。同时，民营企业的出口有极大的潜力。政府应使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了解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联合国人权宣言、道德贸易行动（ETI）准则、SA8000及各跨国公司如迪斯尼、沃尔玛、耐克、宜家等等自身制定的供应链行为准则，等等。同时，加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反欺诈、反贿赂，取缔不符合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严厉查处违反我国劳工，环保等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企业。
3．激烈的国际竞争推动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信息化、全球化，必然要求经营制度创新。
对我省企业而言，当前应重视四大经营战略：
一是品牌化，即从销售产品到树立名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经历了工业化时期的产能扩张和技术扩张之后，已经进入了品牌扩张的阶段。从当今国际市场看，名牌是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没有名牌就没有市场；贴牌生产就只能“打工”。我省的名牌产品不仅少，且集中在白酒等个别领域，这是扩大出口的巨大障碍。当然，以知名度、信任度和美誉度三者高度统一为基础的名牌，不是靠“包装”和广告在几天内造出来的，而是靠质量和服务取信消费者，一般说来，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省应强化品牌意识，鼓励企业创立名牌，维护名牌，保护名牌。
二是规模化，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企业整合城乡资源，加快培育产、供、销一体的出口生产基地，实行纵向合并，“一条龙”生产，规模经营，降低成本；而且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横向合并，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创新化，即不断创新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例如，当前出现的“绿色营销”、“知识营销”、“市场细分营销”、“一对一营销”等等。
四是信息化，即更加重视利用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大众传媒，来推动商贸。以旅游业为例，必须抓好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吸纳与网络的完善，实现自动化与网络化。当前，应重点抓好旅游统计网络、旅游经济信息网络、饭店预订网络、旅行社管理网络、旅游人才信息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同时，加强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最终建成有媒体发布平台参与的，覆盖广泛的，可以直接面对旅游者的行业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4．开放型经济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制度。
开放型经济必然要求开放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开放的行政管理制度，当前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政府行为法律化、规范化、理性化既是现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履行入世承诺应尽的义务。当前，应以执行《行政许可法》为契机，按照公平、公开、互利的对外开放要求，努力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法规和政策体系，严格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消除随意性、无序性，创造公平、公正、稳定的法制环境。
第二，规范职能。政府的职能应通过法律得到明确和恰当的界定。严格区分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领域和范围，坚决纠正长期以来政府在经济管理上越位，在社会管理上错位，在公共服务上的缺位问题。首先，应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把商务部门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体；其次，应在社会管理上强化政府本位，以“诚信政府”的公信力，规范和维护经济秩序；再次，应在公共服务领域确立政府责任。
第三，政务公开。透明度原则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各成员方一切影响经贸活动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须及时公开，以便于各成员方的政府和企业的了解和熟悉。我们应要求相关部门在办事职责、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纪律和办事结果等内容上都要实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的制度，并应制定地方法律以强力推行。
第四，强化服务。建立健全对外贸易摩擦长期应对机制，建立和完善快速高效的外经贸监控和反应机制，建立和健全国际市场信息收集和整理机制，制止国内企业相互恶性竞争机制等。同时，进一步办好服务中心，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建设适应大开放的服务型政府。
5．与国际经济进一步融合，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中介制度。
活跃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三大主体应是企业、政府、中介组织，缺一不可。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中介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中介组织的诚信；二是能否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这是中介组织的“生命线”。为此，我省在促进中介组织发展，培育新的社会经济支撑系统时，应着力以下制度安排：
首先，加快中介机构的开放和引进制度。大力引进国际知名中介机构，促进资产评估、产权交易、商会、行业协会、经纪人公司、会计、律师、公证、广告、咨询等中介服务业加快发展。
其次，健全中介机构发展的促进制度。一是政府部门要尽快从相关领域退出，给中介组织以生存环境；二是规范中介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三是对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贸促会、仲裁委等，给一些适当的政策支持。
第三，严格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制度。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对中介机构“登记门槛不高，日常管理甚严”的监管特点，通过政府、媒体、客户等多方面对其形成监管体系，重点是诚信水平的监管和服务能力的评估。现可逐步建立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征信体系，开展诚信水平的征集联网和评估评级，确立行之有效的、严格的惩处措施，并经地方立法通过。
六、四川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有利开放的地区性法规的建立和完善（立法工程）
为使我省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规范、统一、稳定，必须加快有关开放的地区性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对发展四川开放型经济的总体战略，指导方针及根本政策，包括主导产业优势项目的鼓励与诱导政策，放宽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准入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商品信贷及国家担保政策、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项目审批、工商登记、市场中介的培育和规范，以及制止稀缺资源的过度开采，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等等，都要和国际通行接轨，都应加快相关地方法律法规出台。
通过大规模的立法以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对外开放的长效机制，以在全川掀起扩大开放的浪潮，掀起“重商主义”的浪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最终都要表现为“商流”。据《史记》载，2000多年前，尽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蜀人就已通商印度，同时，川人还是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使用者。可见，体制重于区位，制度强于环境。只要措施得当，制度合理，环境宜人，一定会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重大战略机遇，重振“蜀商”辉煌。
（二）进一步发挥成都高新西区的示范作用（高科技园区工程）
高科技园区是引资的快捷通道，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长抓不懈。要把成都的高新西区建成和国际接轨的“样板区”，引进外资的重点区，产业集群的汇聚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以指导和引领全川的高科技园区和各种开发区，完成产业集群和集中引资的任务。用舒适的生活环境、宽松的创业环境、完善的服务环境、创新的制度环境来吸引国内外的高科技术产业落户，打造“中国硅谷”。
（三）着力构建“西部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工程）。
开放的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开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中心支撑。为此，成都不仅应成为西南金融行政管理中心，而且要成为金融市场运行中心。这就意味着，成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一方面要保持行管中心的地位，更要争夺金融中介机构、发展金融市场。要发展金融市场，根本的要增强成都及周边的经济实力。同时，一方面，加强政府主导，构建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另一方面，大力吸引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进入，以及加快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具体讲：一是应抓住地区性商业银行改制之机，将其发展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类似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面向西南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开设分支机构，扩大业务；二是和中央有关部门联合，积极研究和探索建立西部民营银行；三是推动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除贷款外的其他融资工具，如租赁、保理和股权投资；四是筹建地方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证券市场。五是鼓励国外金融机构来川开展业务；六是加强与世界银行及所属国际金融公司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四）推动“企业航母”的形成，增强产业集群的“磁铁效应”（产业集群工程）。
当前，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企业1000”排名中，西部十二省区仅有101家；在2014年营业额排名前35家企业中，四川无一家；在2013年利润排名前35家中，四川无一家。所以，我省应努力打造以攀钢为核心的钢铁集团，以五粮液为核心的饮料集团，以长虹为核心的家电集团，以东电和二重为核心的重大装备制造集团，以成都卷烟厂为核心的烟草集团等等，同时，加快企业的整合和出口生产基地的建立与发展。当然，在组建企业集团时，一是不要过度行政干预，强迫“嫁娶”；二是企业扩张的规模和速度都要与自身的条件相适应；三是不能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五）实施“百万英才工程”，推动多层次教育发展，培养合格的劳动者（百万英才工程）。
资本必须和劳动力结合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所以，英特尔选择成都的一个条件就是“可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和能力”。为此，我省应立即实施“百万英才工程”，依托全省的高等院校、中专、技工学校等多层次教育基地，培养众多既懂理论知识，又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既知道高新技术，又了解现代经营的管理者。同时，应使高级科技人才、中等专业技师和普通技术工人的人才结构合理。要在重视管理的前提下，大力支持、鼓励民营经济涉足不同层次的教育领域。
（六）建立四川省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智力支撑工程）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必然有大量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认识、了解、解决。因而，亟需有相应的机构来整合、配置、运用省内的相关智力资源，为省委省府的决策提供咨询和智力支撑。当前，主要的问题有：对我省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机制、途径等进行设计、跟踪和评估；对我省商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等问题进行调研，对相关企业提出忠告，给以帮助；对我省引进外资，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对我省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负效应进行调查、评估，并提出微调的对策等等。
就组织形式而言，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心”不应搞成实体性的，而是由省有关部门通过集中省内专家的信息档案而形成的虚拟的松散的可变的“组织”。除一些专业性强的问题的需特别对口咨询外，中心的运作更多地应参照国际通行的课题招标进行。
（七）充分发挥西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平台作用。（平台工程）
充分发挥西博会的平台作用，重点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地区）的政要和嘉宾邀请工作。高度重视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作用，积极争取和举办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下的经贸交流活动。同时做好有重要影响力的亚欧各国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部长嘉宾与会的邀请工作，促进交流和合作；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设计到相关论坛活动中，积极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的新模式。以商贸物流、先进制造、科技教育、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展会为重点，加强与中亚各国全方位合作，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有针对性的重大展会，重点介绍我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良好市场环境的配套政策和创新措施，从而进一步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