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返乡后的生计问题，牵挂着代表委员的心，他们纷纷建言献策。在省人大代表报到期间，记者找到农民工代表，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务工和创业故事。
我是这样当上班长的——
抓住一切机会“充电”
打工者 姚万举 省人大代表，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设备部机械维修班班长
[故事]
12日，原本休假的姚万举主动加班，忙碌在设备技改现场。他坦言，压力很大，不学习就要被淘汰。
为了不被淘汰，他选择自我充电。除购买各种书籍 “恶补”，他还主动加班，比如原本是技改部的活路，他也争取每次到场，如饥似渴地接触新技术。这样的冲劲让他成了厂里的技术能手。
与姚万举握手，明显感觉他手上的老茧很硌人，右手无名指有伤疤。工作至今，他换了5家厂。因为最初几个单位待遇都不太好，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没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没有工伤保险。
姚万举现在的企业有保险，月收入2000多元。平时工作很忙的他，期待2009年能够得到更多的培训和充电机会。
[对话]
记者：工作条件比以前更好了，生活上还有什么想法？
姚万举：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农村老家，两地分居很辛苦，我每个周末从双流乘车回去看他们，来回路费50多元。虽然现在农民工孩子在城里读书不缴借读费，但进城还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房租、兴趣班学费，三思后还是把孩子放在乡镇小学。
记者：从你自己的经历，会给农民工朋友怎样的建议？
姚万举：过去1年，感觉应聘到生产一线工作的大学生更多了，竞争更激烈了。现在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就业都不容易，没有技能就更难了。我建议在当前，就业不能够太挑剔岗位。对于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返乡农民工，应该充分抓住这段时间，利用各种免费培训机会提升能力和水平。
我是这样当上会长的——
创业需要提高综合素质
创业者 黎明 省人大代表，内江市市中区养猪协会会长
[故事]
“要说农民工就业和返乡创业的酸甜苦辣，我体会深刻。”采访中提到这个话题，黎明顿时兴奋起来。
51岁的黎明上世纪70年代就走出了村子，在城镇务工，学到一手精湛的缝纫技术。上世纪80年代，他在城里办起缝纫培训班，40期，招收了1500多名农民学员。事业初成的他，怀揣着掘到第一桶金回乡创业，做起了养殖。
起初，不懂养殖技术，一场疫病，仅有的20多头生猪死了一半多。吃一堑、长一智，他痛下决心，克服年龄大基础差的困难，边养边学，两年后，他掌握了养猪技巧。
他能吃苦，市场意识强。下雨天，很多养殖场都不卖猪，他就专挑这个时候出栏销售，一头猪可以多卖30元，财富就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同时用现代化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他的养猪场规模日益壮大。今年，他计划生猪存栏1000头，出栏3000头以上。
黎明还是致富“带头人”，主动把养猪技术和经验无偿介绍给乡亲们，举办养猪技术培训班10多期，义务培训2000多人次。
[对话]
记者：你身边的农村创业者成功率如何？
黎明：现在的各种扶持政策更多了，大环境是有利于创业的。但是创业的风险很大，身边的创业者中，企业一般员工的成功率低一些，从事过管理工作的返乡者成功率更高，创业更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而不是操作技术。我希望国家加大力度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营造更良好的环境，需要政府在项目上引导、在技术上帮扶，更重要的是来自金融机构的支持。
记者：你有什么秘诀介绍给有志创业的农民工朋友？
黎明：创业首先要有信心，其次要具备把握项目和市场的能力，这样方能提高创业成功率。2008年，生猪养殖业受到行情波动影响，效益比不上2007年，我没有把资金一味地投入到扩大养猪规模上，而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购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改造为一个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养猪场，为更大的发展作准备。
提案议案看台
提案建议：企业安置返乡农民工可否奖励
最近每次路过成都火车北站，看见大包小包、携家带口的返乡农民工，省政协委员葛云伦就非常担忧，“他们中有多少是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回来的？回来后他们怎么打算？”一个个问题盘旋在这个从事了近20年“三农”工作研究的委员脑海里。
葛云伦博士是民建成都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省“两会”前夕，他通过调查后，把自己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融进了《从农民工回流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关于成立农民工创业园区的建议》两份提案里。
“当前首先要做的是摸清情况。”葛云伦在提案中指出，要建立预警机制，执行农民工返乡情况的统计报告，以此为依据居安思危地考虑尽早应对大量农民工返乡的就业安置措施，并形成县、乡、村层层统计，周周汇报汇总的制度。他建议，可以参照城市企业安置下岗工人的奖励政策，建立企业安置回乡农民工就业的奖励机制。比如，对于吸纳一定返乡农民工的企业提供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多种奖励措施。
《关于成立农民工创业园区的建议》里，他提出充分利用和挖掘返乡农民工资源，建立各类“农民创业园”，引导农民在园区集聚发展，降低农民创业成本，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