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0月19日，这支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吃过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队伍，到达一个叫吴起镇的陕北小镇。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这一天，距离今天刚好九十周年。
回望红军长征的苦难与辉煌，四渡赤水战役无疑是最为精彩、传奇的篇章。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四渡赤水战役对于巩固遵义会议成果、胜利完成长征具有的伟大意义，对于实现北上抗日方针、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接到编撰《四渡赤水在四川史话》一书的任务后，编写组迅速集中起来投入工作。我们利用泸州驻蓉办的一间小型会议室作为执笔专班写作室，室内一侧摆满文献史料和参考书籍，墙上张贴着若干张四渡赤水作战地图，桌上几台电脑和一台投影仪夜以继日地运转着。执笔团队由资深专家和新锐力量组成，大家以敬畏之心、求索之力，历时一年多完成撰写，努力拿出一部让读者想看爱看的作品。我们深知，写四渡赤水的书很多，写好四渡赤水在四川并不容易。为突出本书特色，编写组确定以“史话”为载体，遵循历史脉络，强化四川元素，尝试一种历史非虚构的通俗写作，致力于以丰富史料和生动笔触活化厚重历史，让长征文化更好地走进大众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保障内容质量，编写组广泛查阅文献档案，研读敌我文电，赴京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处核实求证史料；还到历史发生地感悟历史，重走了四渡赤水战役主要线路，实地考察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活动区域，期间参与了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课题调研，随同踏访了川、滇、黔、桂各省境内相关点位。像湘江战役界首渡口及新圩、脚山铺、光华铺阻击战遗址，遵义会议、苟坝会议、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白沙会议等会址，赤水河重要渡口及青杠坡、娄山关等战场遗址，我本人考察过两次。本书初稿形成后，编写组在泸州市和宜宾市召开了多场座谈讨论会，进行了多轮集中改稿、集中研讨和专家咨询，并送请北京有关专家审读指导。这一系列工作，为全书的谋篇布局和铺陈叙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确立的写作思路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以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发展为主线，以发生在四川境内战斗历程为主体，以史为据、史话结合，全面反映中央红军在生死存亡之际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英雄壮举。撰写中力求讲清神来之笔究竟“神”在哪里？这场战役在四川发生了什么？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精神价值？这是本书着墨较多并期望引起共鸣的主体内容。
第一、神来之笔“神”在哪里？中央红军面临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可以说到了身处绝境、令人窒息的生死关头。但是，英勇的中央红军却通过四渡赤水，成功跳出了敌重兵的重重包围。这一军事奇迹，被蒋介石自叹“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而被毛泽东称为自己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从一渡到四渡，中央红军在绕来绕去的向量运动中，大踏步进退、大迂回穿插，牵着敌人鼻子兜圈子，兜出了突围战机、兜出了战略主动。其高妙之处，不仅在于“敌变我变”，更在于以“我变”引起“敌变”，从而乱其方寸、调动敌军，使之陷于被动、归于失败。蒋介石一会儿飞抵重庆指挥，一会儿坐镇贵阳督战，照样逃脱不了“被调动”的狼狈，成了红军“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一枚棋子。这些历史故事，在本书第一至五章有较充分的讲述。
第二、四渡赤水在四川发生了什么？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第二章至第六章。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与四川紧密相关，其中具有转换意义的“二渡”和“四渡”在泸州境内，这是整个战役腾挪的转战枢纽。此间发生在四川的还有几件大事，关系全局，意义非凡：其一，中共中央领导层在石厢子议定暂停北渡长江计划，继续完成遵义会议议定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博洛交接，并恢复了对中央苏区的指示；其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白沙会议期间联合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强调“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等思想原则，找回了打开胜利大门的“两把钥匙”——运动战和思想政治工作；其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并指导成立的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肩负策应主力红军行动、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相机建立根据地的特殊使命，孤军奋战到几近全部牺牲。对这些重要史实，本书作了重点叙述。
第三，它留下了什么精神价值？本书安排了一个专章来探究，主要是用四渡赤水的战斗实践，诠释红军“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一切为求得有把握的胜利的求实精神”“开动双脚走泥丸的英雄气概”“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严明纪律”“依靠群众得胜利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凝结长征精神的重要元素。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从政治、思想和风貌上也体现了它的精神价值。它是遵义会议后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检验之役，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锻造之役；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认识到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新生，从而受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活生生的教育；经此一役，中央红军浴火重生，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此一路斩关夺隘，接连取得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勇过沼泽地、攻占腊子口等重大胜利，充分展现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为着光明前途共同奋斗的精气风貌。
四渡赤水战役的精神价值，还表现在它丰富了毛泽东对军事战略的哲学思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创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哲学名篇，正是基于反“围剿”战争特别是四渡赤水战役等实践而写成的。比如：“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的观点；“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的观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的观点等，都带有四渡赤水战役的鲜明特征。
作为本书主编，我从编审过程和组织工作中思考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究竟是什么力量成就了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创造了这一光辉历史？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在那样险恶、那样危急的生死关头，毛泽东指挥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靠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方针的思想方法。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走”，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渡”，而是在血与火中生死存亡的战地抉择，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堪称军事史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典范之作。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为我们解开历史的密码提供了钥匙。我们从四渡赤水战役中，看到了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确立正确指导思想的决定性意义，看到了党的领导的力量、理想信仰的力量、实事求是的力量、人民靠山的力量。正是这一个个力量的综合，创造了军事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以弱胜强的历史辉煌。
四渡赤水战役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接触那一件件泛黄的文电史料和历史档案，行走那一处处战场遗址、会议会址和河岸渡口，感悟这一伟大战役的决策演变、起伏转折和壮阔历程，虽不见当年的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但一幅宏大而精彩的历史画卷仍清晰地浮现出来。这是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展现了毛主席力挽狂澜的勇毅担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超凡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心系革命前途命运的大局意识，体现了红军将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随着二十多万字书稿的编纂完成，我的心中升腾起一个颇具力量感的关键词——“飞渡”，并联想到这两个字的特别含义。对当年的红军而言，它既是跨过急流险滩、冲破围追堵截的军事突围，更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之后的思想升华；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完成本书的编撰也仿佛经历了一场“飞渡”，一场穿越时空、荡涤心灵的“精神飞渡”。当此书卷出版面世之际，最想传递的不是“完成了一本书”的成就感，而是希望它能成为一座桥梁：让红军将士的勇毅和智慧，穿越九十载峥嵘时光，化作当下人们面对挑战的精神营养。这，才是我们这场“精神飞渡”的真正落点。
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讲述具有影响力的故事向来如此：一段历史越是震撼人心，它所激起的精神火花就越灿烂。四渡赤水战役的浴血荣光，正是这样的故事。愿本书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激起绚丽多彩的精神之花！
（作者系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