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海宁市人大常委会的制度汇编中，有一个制度创下了几项独一无二的纪录：常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制度，每一届常委会都进行修改完善的唯一一个制度，常委会有史以来被修改次数最多的一个制度，“年龄”最大的一个制度，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制度。近30年来，它虽被数易其名，但其中有4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过——“联系代表”。30年的联系，海宁市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从这项制度中可见一斑。

　　路远不能让心远

　　20世纪80年代初，海宁市还没有一条象样的县级公路，乡道和通村公路就更谈不上了，当时老百姓出行主要靠水路或步行，从市区到斜桥，几公里的路要花上一整天，而且当天能否返回还不一定。交通的不便，让信息的传递和沟通显得很有限。

　　1981年9月，海宁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同届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首建常设机构。从2间办公室、４位干部起家，一切从零开始，怎么做？大家都是出娘胎头一遭。

　　“要联系好代表，没有代表的参与，我们怎么开展工作？”首任常委会主任是当时的党委书记张瑞祥兼的，他想了很多，但他认准联系代表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11月，海宁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不满两个月，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系的暂行办法》，这是海宁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工作制度。

　　都说万事开头难，代表们大都散落在各镇各村，除人代会外平日里较难走拢来，交流的不便让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缺少途径。虽说现实问题难以回避，但新生的海宁市人大常委会千方百计做着努力。

　　“那个时候，联系代表主要靠书信来往，另外就是下乡调研的时候。常委会分议题由几位领导带队到各乡镇调研时也一同联系代表，每去一次过夜是必须的，交通不便。”姚炳初是海宁市人大常委会建立之初的四位元老之一，回想当时的情景，他仍然觉得心里很充实，“其实住在乡下，可以和代表多聊聊，平时难得碰上，代表也理解。虽然交通不方便，但每年总要安排下去调研几次，每去一次代表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时隔得时间长了还会托人捎话来问，要知道在常委会设立之前，平时哪有这种联系啊！”

　　靠着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方式，借着代表的力量，常委会的工作顺利展开并渐显成效。1982年常委会监督政府查处部门违规使用专项经费行为、1984年常委会助推建立“海宁县扶贫致富基金会”、1986年常委会首次对被选任干部进行政绩考察、1987年常委会开展首次全市范围的执法检查、1988年常委会首次组织代表约见政府领导……

　　“除了人代会，平时也能发挥点作用了，感觉自己被重视了。”这是那个时候的海宁市人大代表比较普遍的感受。

　　路近要让心更近

　　一年年探索着、实践着，对于联系代表，常委会慢慢有了积累，也有了更多的想法。

　　“联系应该是相互的，我们找代表，代表也需要找我们，能否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渠道呢？”九届人大常委会的几位领导想到了一块儿。1991年2月，常委会在修改完善联系代表制度时，首次提出建立“代表来访接待日”，规定每月的25日为代表接待日，由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专职委员轮流负责接待人大代表的来访，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首次有了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

　　而在此前的1990年，海宁市依法设立了乡镇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常委会及时以此为承上启下的一个平台，把“积极开展代表活动，发挥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作为其三大基础工作之一，通过这一平台的传递和协助指导、管理，与代表的联系又加深了一步。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让常委会对原来散落在各乡镇的人大代表的组织、指导、管理工作有了落脚点，不少工作可以通过这个比较固定的平台落实下去，与代表的联系也从零敲碎打逐渐走向经常化、固定化。”姚炳初回忆说，“那时全市共有27个乡镇，都设了常务主席，90年代的时候到乡镇比以前方便了，常委会下乡镇联系代表、指导组织活动也频繁起来，距离一下子又近了好多。”

　　乡镇有了“脚”，市里有了固定渠道，常委会开展工作更有底了。1993年，海宁市十届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制度对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作了明确规定。常委会联系代表由定时、定点到定人、定线。

　　1998年，新一届班子又接过了联系代表的重任，海宁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办法中题目上多了6个字——“代表联系选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目的其实都一样，就是要多听百姓的心声，多做老百姓希望的事，也要让代表不忘自己的责任。”时任常委会分管代表工作的副主任杨双华这样说。

　　“活动多了，知道的也多了，联系选民是责任也有压力，原来当人大代表还要这样啊！真不容易。”90年代的海宁市人大代表们这样想。

　　期待零的距离

　　时间走入了21世纪，承载着几代人大工作者厚望的联系代表制度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个“元老级制度”在海宁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时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首先，“代表来访接待日”改为“约见代表日”，变“定时上来”为“定时下去”，规定每月16日由常委会领导轮流带议题到基层约见代表，作为被监督对象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跟随约见，通报工作情况、回答代表询问、听取意见建议。常委会联系代表有了长效机制。

　　其次，在市区各街道城镇社区开展“代表进社区、民情直通车”活动。尝试代表联系选民的长效机制。

　　最后，构筑平台，疏通“一府两院”与代表的联系，寻求更多途径的面对面交流。

　　沈仿祥代表在联系选民工作中了解到，即将施工的长安镇城北路要实行全封闭改建，会给道路两侧的群众出行带来很大不便，实地考察后代表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于是城北路在改建过程中给群众留下了另外一半道路，虽然工期延长了，但群众出行方便了。

　　张利华代表是一名初级中学教师，她组织学生对当地上塘河水质进行了考察，把一份由初中生撰写的考察报告带到了约见现场，海宁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水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展开，“河水不清、监督不止”是常委会的承诺。

　　象这样的故事，有大也有小，在海宁市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中、在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中不断地上演着，相关的数据还在不断地攀升着。

　　2008年1月15日，海宁市人大代表的第一个镇联络站在丁桥镇正式启动，“民情直通车”开进了农村。“我叫徐永岐，家住新仓村25组，现退休在家，我从贴在农贸市场的公告上得知今天是市人大代表接待选民的日子，所以我特地从新仓骑自行车赶来，想反映一下有关新仓小集镇建设的问题……”下午上班时间还未到，徐永岐老人闻讯早早守候在联络站门口，曹建飞、姚明祥、孙卫祥三位市人大代表热情地接待了他。三个月后，海宁全市8个镇全部建起镇一级的代表联络站和村一级的代表联络室，每月定时间、定地点接待选民。海宁市人大常委会把联系代表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延伸到了选民。

　　2009年3月，海宁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又一次修订了联系制度，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选民分别建立制度。海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范小平表示：“实践时间长了，内容丰富了，途径多了，所以把一项制度变成了两项，但目标没有变，我们还在努力。”

　　所有的努力都在传递着同一种期待——与代表、与人民的零距离。（作者单位：浙江省海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