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处级干部，曾任南宁市水利局长、市政局长的张建辉在任职8年时间里受贿达2598万元，另有个人财产527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总额达3100多万元，而成为广西处级贪官之最。
2008年8月1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建辉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张建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初任局长 “潜规则”找上门来
张建辉第一次受贿是在2000年五一节前夕，他当上南宁市水利局长不久，那一年他42岁。
张建辉是一名技术员出身的领导干部，早年毕业于广西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南宁市武鸣县水利局，从事技术专业工作。那时候，基层水利部门的科班生稀少，张建辉的专业知识发挥了极大作用，也不断得到好评。20世纪90年代末，他以武鸣县水利局工程技术员身份调入南宁市园林局任副局长。仕途的升迁让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专业优势，不久他又报读了研究生，使自己向学者型、专家型领导干部发展。
专家型身份不断给张建辉的仕途带来利好。1999年5月他被南宁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南宁市水利电力局局长；2000年9月转任南宁市园林管理局党委书记；2001年9月升任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南宁市区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大江，叫邕江。邕江两岸有不少地方地势较低，稍有暴雨，江水就溢出河岸，造成洪涝。南宁市政府一直把邕江防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每年都要投入不少资金加固加高堤坝，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门是水利电力局。当时张建辉虽是局长，但他并不直接管堤坝工程，管工程招标的是水利局下属的邕江大堤修建管理处。
2000年初，顾某的施工队通过挂靠百色水利电力建筑工程处，投中了邕江江北堤堤防扩建工程中的第四标段工程；通过挂靠南宁水利电力建筑工程处，投中了第八标段。没有施工资质而能中标，顾某自是十分高兴，觉得要好好感谢让他中标的人。他觉得要感谢就应直接感谢局长。五一节前夕，顾某约张建辉出来吃饭，席间，顾某塞了一捆报纸包着的东西给张建辉。张建辉意识到这些东西是钱，忙推回去：“你这是干什么，这样不好。”他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惶恐。
“张局长，别客气，这是惯例。我们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哪个得了工程不都要按比例回报领导？你不收，我倒没法做人了。”顾某又把钱推回去。
“惯例”的说法让张建辉一下子失去了推辞的动力。他觉得，大家既然都是这样做，他推辞，倒让人生出误会。何况，既是惯例，别人能收，他为什么不能收？虽然他从来未收到过这样的“惯例”，可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现在不是来了吗？
“那就感谢顾老板了。”张建辉客气了一下，拿起这笔15万元钱装进了包里。
这年的中秋节，顾老板再送给张建辉15万元。有了第一次，这一次张建辉就收得心安理得了。
2000年9月，邕江暴发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灾，市区段两岸一片汪洋。这次特大水灾促使南宁市政府下大力气建造防洪堤，为此成立了直属市政府的南宁市邕江堤岸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负责邕江市区段整个堤防工程——堤路园建设。2001年10月，“水利专家”张建辉调任公司董事长。
公然索要 直把“潜规”当“常规”
堤路园工程包括邕江南岸、北岸，长达数十公里，不仅包括堤岸加高、加固、加宽，它同时还是市政工程，包括路面硬化、亮化、美化工程，是个投资30多亿元的巨大项目。因此，每天前来争取工程的包工头络绎不绝，张建辉的办公室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这回张建辉是直接跟包工头们打交道了。与这些老板们讨价还价中，张建辉懂得了更多的行业“行规”“惯例”“潜规则”。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工程领域里，包工头们得到了工程，往往都要接工程量的3%～5%给有关领导回扣。他手上掌管几十个亿的工程，3%～5%的回扣该是多么巨大；同时也十分安全——既是“潜规则”，就是大家都遵守，又不会说出去的，他用得着担心吗？“潜规则”既然不是从他这里开始，又有必要从他这里结束吗？张建辉很自然地加进了这场游戏中。
开始时他几乎不提回扣的事，大都是老板们主动送钱给他。为了和“财神爷”搞好关系，老板们哪需要对方主动提？按说，老板们在前期送的钱虽多少不一，只是“敲门砖”，未到“惯例”所设定的数额，但总的算起来也是不少，足以让他“知足”了。然而，在越来越明目张胆的交易中，张建辉把按“行规”收钱当成了正当的行为，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把“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索要”，渐渐掉进了贪婪的深渊。
朱某，是张建辉面前较“得宠”的包工头，自然他送给张建辉的钱也不少，每次送钱，都在几十万以上。在江南堤路园道路路面工程招标前，张建辉就跟朱某约定，中标后付给他100万元的回扣费。中标后，朱某于2005年7月至9月期间分两次送给了他80万元。从2003年到现在，朱某已送给张建辉400万元，可说是相当的“大手笔”，然而，张建辉仍对约定的100万中余下的20万元仍耿耿于怀。
2005年底的一天，张建辉到江南堤路园工地检查工作，遇到朱某，便对他说：“春节快到了，开支费用较大，余下的20万元回扣款得兑现给我呀。”朱某担心如果春节前不兑现这笔费用，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受刁难，急忙筹了60万元现金（包括另一项工程的提成款）送给张建辉。
从2003年底到2006年春节期间，朱某送给张建辉的钱高达560万，成为张建辉最大的主顾。前文中提到的顾某也在6年时间里送给张建辉557.7万元（包括他代别人送的），成为第二大主顾。
顾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而与张建辉最早熟悉，两个人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张建辉对他也就格外关照。一天，在堤路园项目一期工程工地，张建辉告诉顾某，他已经任堤岸公司董事长了，并热情地说：“公司有项目马上要上马了，你准备找队伍来参加投标吧。”顾某四处招兵买马，拉来8支队伍投标，结果除了有一支队伍因为法人代表漏签字遭拒外，其他都顺利通过了资格预审。顾某约张建辉到咖啡厅告诉他：“我有7个单位通过了资格预审。”张建辉说：“好啊，以后中标了要按这个给我哦。”并伸出3个指头，意思是按工程款的3%给他送钱，顾某爽快地答应了。
顾某送得多，自然得到的工程也多，他自己做不来，于是把几个工程转包给他的老乡肖某。张建辉得知后，一样不放过顾某，他说：“我不管你转包给谁，这些工程应当给的回扣还是你负责。”于是顾某只得给张建辉当“二传手”，他先后替肖某送给张建辉80万元。后来在工作中，张建辉与肖某认识了，他也就绕过二传手，直接向肖某要钱了。一天，他打电话给肖某，说他应当给的钱还差30万元。当时肖的工程审计已结束，只等董事长张建辉在审计结论上最后签字认可，虽然该给的好处费他已经通过顾某给张建辉了，现在张建辉说还差一些钱，他也不得不给。
到2007年初案发时，经查实，共有22名包工头按“行规”送给张建辉好处，他在任职邕江堤岸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6年里，敛财达到3000多万。
需要一提的是，2006年底，张建辉调任南宁市市政局长，尽管离开了大工程，但此时他已是千万身家，也当“知足”了，然而他的敛财之路仍没完。2007年初，市政局建职工住宅小区，这本是个不大的工程，但工程在设计阶段，张建辉仍向设计单位索要了两万元好处费。
渴望保命 交出全部家财
“潜规则”的保障让张建辉索贿起来肆无忌惮，疯狂至极，党纪国法皆抛于脑后。一直平安度过了7年受贿生涯的张建辉，一点也没料到最终让他东窗事发的，还是“潜规则”中的“哥儿们”。
2007年初，曾经向张建辉行贿的一个包工头，在外地涉嫌违法犯罪被抓获，在司法机关依法对他进行审查时，为了立功，他将张建辉受贿的事实供了出来。张建辉由此栽倒。
纪检机关对张建辉实行“双规”后，张建辉感到了巨大的惊恐，久违的“党纪国法”突然又回到了他的头脑中。他深知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受贿数千万元，广西也只在成克杰身上发生过，而他张建辉仅是个处级干部。他该是难逃一死了！
这就是张建辉的巨大惊恐所在。如何保住脑袋成了归案后的张建辉绞尽脑汁思考的事，此时，万贯钱财均已成累赘。为此，在纪检人员面前，他十分干脆地一股脑儿地倒出了犯罪事实，还主动退出赃款，一下子就交出了56本存折，金额达3076万元；在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他又交出了8本存折，金额303万元。这样，他基本上将手中全部现金财产交了出来。
除了主动交代罪行和退赃，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少认定些受贿金额，从而减少一些罪责，最终保住脑袋。比如，在讯问中，针对一笔收受4名包工头共约83万元人民币现金的行为，尽管这点钱在他的涉案总额中只是个零头，他仍极力辩解，说这属私人间的友情赠与，其既未接受送钱人的请托，也未为他们谋取利益，不应认定为受贿；又比如，在检察官和他核对受贿数额时，他会为一二十万元赃款的数字差异陡然神态激动……
关进监牢后，张建辉又像变了一个人，或说恢复了他“专家”、“学者”的面目，他常常会向看守人员提出要求，找些书给他看，而且指明要借阅有关历史和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他想通过读书来调整自己，更期望通过对比传记中名人的经历，来检讨自己人生坐标迷失的轨迹。
走进高墙的张建辉，也开始想念自己的家，那个已经被自己遗忘了很久的家。他不止一次地对看守人员说，他感受到了家庭和家人对于生命的重要，他感受到自己是多么对不起妻子。他不止一次提出要求会见妻子，想当面向她道歉，以求得谅解。为有利于促使张建辉悔罪，检察官多次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在后来的会面中，妻子已不肯原谅他——他的忏悔太晚了。
南宁市中级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张建辉被他人检举揭发后，主动如实交代其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坦白认罪态度好，并主动积极退出全部犯罪所得，确有悔罪表现。另在羁押期间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决定判决张建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化解“行规” 工程建设领域方可清廉
一个处级干部，而且还是专家型领导干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非法收入竟多达3100多万元，令人触目惊心！这起案件让人看到：在国家投资的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展反腐工作，仅加强对管理层的外部监督预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深入工程项目内部，在工程造价上严格把关，从源头上减少或铲除滋生行贿受贿行为的土壤。
张建辉3100多万的受贿资金，基本上是在管理工程建设中，由多个包工头行贿所得。这里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包工头向张建辉行贿的资金再多，也没有得到工程以后赚取的利润多，因为工程的“回报”实在太高了。有人称：一项国家投入的市政方面的路、桥工程，基本上是“三三制”，即：总投资的三分之一用在打点关系上，三分之一用在工程上，其余的三分之一就是利润了。暴利成为工程建设行业“潜规则”盛行和腐败案多发的主因。
市政工程项目预算中如此之高的利润率，不仅给施工企业行贿提供了条件，管理这些工程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对这些工程畸高的利润心知肚明。如果不向施工方索贿，工程的巨额利润就全都落入包工头的腰包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市政工程高额利润的诱惑，也容易使一些管理人员的心理产生扭曲。
工程建设利润高，其形成的原因，从技术层面看，是定额标准不完善，一个项目，到底造价多少才更科学更合理，没有形成科学的机制进行确定，以致产生虚高价格；从管理层面看，主要是招标阶段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出现管理部门、投标单位互相勾结的违规行为。定额是工程预算的价格依据，招投标是对工程价格的市场调节。这两个环节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推高价格。
因此，遏制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不仅要抓监管层面，也要抓“技术”层面，首先从价格形成机制抓起，合理确定工程定额标准，把市政工程的利润率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使承建者获利相对合理，失去“潜规则”诱因；另外，招投标的过程、工程监督和验收、结算等在法定的范围内公开、透明，使一项工程的价格形成体系，既接受专业部门的监督，又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诱发腐败的人为操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