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有两则关于互联网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劳动合同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征求意见。上午九时，草案文本公布。9时32分，中国人大网就收到了第一条意见。在意见收集的整个过程中，网络媒体始终是意见流动的主渠道。
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6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23亿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9.4%。
这两则新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这个特殊的群体不愿做“沉默的羔羊”，他们通过网络接受信息,在网上交流信息、发表意见、进行“议程设置”、形成社会舆论，自然而然，他们对社会形成了影响。
这个群体，我们称之为网民。他们在网上交流意见、影响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络互动。
网络传播最大的特色是交互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庆光说：“任何一种媒介对我们来说都是外在化的客观事物，它们会拥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人类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人类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一种媒介都既属于技术体系，又作为社会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存在，含有社会关系的因子。
这话应用于互联网传播尤其深刻。因为相对于传统媒介的受众，网民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群体。
人类传播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五个时代。口语传播，口耳相传，现场感强，反馈及时，一直牢固地在人际传播中占据着基础地位；从文字传播开始，传播活动越来越职业化、专门化，但反馈的速度也越来越慢，频率也越来越低。印刷传媒、电子传媒创造的大众传播故事，更多意义上是就受众的数量说的。而它的内容和给社会的感觉则越来越被当作“文化工业”的产品，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纯粹的受众只能是受众。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就象病人之于医生，虽然医生看病不得不问问病人的病情，但医生的处置权是不容置疑的。一位外科大夫说：“第一个病人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很担心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我手上消失，我的手术差点失败；后来，病人在我手上不再是人，我只把它当作一只动物，结果我的手术越做越好了。”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会刺伤许多耳朵，但它多少揭示了医患关系中医生与病人各自地位的真相。在大众传播中，传者与受众的关系与此类似，甚至比这还要复杂。但这种复杂并没有从根本上让受众摆脱当“受众”的地位，有时候甚至是强化了这种关系。
然而，网络仿佛一下子改变了这种状况。它通过互动实现了传者和受众身分的统一。在网络技术力量的支撑下，网络终端的每一位网民都既可以接受信息，又可以发布信息；既可以保持沉默、又可以发言；既可以是传播者，也可以是受传者。这种身分的统一，让受众重新找到了“做人的感觉”。
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传播有很多算是优势的特色。如,海量信息、即时性、多媒体化,等等,但这些给人更多的是感官上的刺激,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是麦克卢汉所说的“统合了人的感官”。
它最有意义的特色还是它的交互性，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带来了传播模式中受众身分的改变。在这次改变中，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受众的身分、一种传播关系，更深刻的是它通过身分的改变，改变了受众在传播中“做人”的感觉和意义。而且，经过网络的放大，这种改变将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这种改变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改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力量，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传播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交互性。
互动交流有利于人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互联网上有海量的信息，而且便于即时收集。
但即时收集和发布海量的信息，并不是人大工作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大决策的一个重要过程。人大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人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服务，为促进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服务。
决策需要充足的信息，但充足的信息不能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人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还有赖于充足信息在决策过程中不断地良性碰撞、互动。
人大信息的良性互动、碰撞，起码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一是意见协调,也就是传播学中常说的“意义交换”。“意义交换”作为交互性的传播活动,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义交换”对传受双方了解和理解相同的部分能强化共识,对了解和理解不相同的部分能增进理解,而且很多时候能够扩大传受双方的共识。多次“意义交换”本身就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也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二是信息增值。信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当两条或多条信息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新的信息，这就是信息增值。信息增值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求真去伪和启迪思维的过程。当充足的信息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虚假的信息往往无处遁形，而且经常也会激荡出决策者智慧的火花，这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而且互动交流越充分，决策科学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是创造平等交流的气氛，这应该属于“情境意义”最隐性的一部分。在交流的过程中，传受双方都会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时因地的进行解读。解读不同，给人给己的感觉都不一样。在互动交流中，传受双方的角色轮换，会给人以平等的感受。
信息互动的三重功能让信息互动在人大决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网络又为人大信息的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人大信息的良性碰撞、互动借助网络平台的整合和扩张，更是让互动交流成了民主、科学决策的一部分，同时又对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大工作和网络的结合其实就成了“天作之合”。
现在，这种“天作之合”的实效已经多次得到人大利用网络实践的印证。
从2005年3月25日开始，上海市人大每月一次邀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作为嘉宾，与网民进行网上直接交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称其为“人大网议日”。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朱言文介绍，“‘网议日’的特点在于‘议’上，它是用网络的语言、网民的视角、通过聊天议论的形式，与网民平等对话和交流。”朱秘书长所说的“议”，就是互动交流的一种形式。
这种互动在上海引起了强烈反响。迄今为止，“人大网议日”已成功举办了20期，收到网民提问、意见和建议2138个，嘉宾当场就648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与网友进行了交流。“网友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上海人大也从网友那儿收集到了许多充满智慧的点子。
上海“人大网议日”引起的反响其实也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就此评论说,代表在网上与网民议政,利用网络了解民情,表明代表的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履职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民意渠道更加畅通，是一种凸显民主的好办法。
网络互动需要规范和引导
互动传播形成的传播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新型互动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网民更多地找到了一种“做人的感觉”。而“人”远远比“受众”复杂，这给社会带来说不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说不清的风险。
对网民来说，在网络上如何做“人”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从网络互动传播的现状看，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泄愤”心态极端表露。网民在这种状态下，严重情绪化，理性明显不足；二是“求名”私欲通过网络的膨胀。这种人追求的是轰动效应，什么敏感说什么，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事实上，在“名利”的支配下，有时候连自己的真实意愿也代表不了。这两种表现都会干扰互联网上意见的真实互动，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理性和谐。表现在人大工作中，就会干扰人大立法的进程、监督的实效、重大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影响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管理者对网络监管也面临着监管“人”的风险。这种风险要求管理者改变传统的思路，要变“堵”和“塞”为“疏”与“导”。对网上互动的“堵”和“塞”，事实上往往只能加剧意见的分歧，有时候甚至是对立。这种夹杂了感情的意见对立，很容易撕裂舆论，强化民间杂音，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疏”与“导”的思路要求新的管理手段相匹配。要少用行政的手段，多用“市场”的手段，充分发挥“观点市场”的“自我修正”功能。观点的自我修正需要增加观点市场上真实信息和理性信息的构成。而对信息真实和理性的判断和把握，往往又是管理者立场和素养的一个标志。
因此，对网络互动的规范和引导其实指向两个对象：一是网民，二是网络管理者。这种规范和引导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一种体现特定社会关系的传播模式的建立。而且，随着互联网影响的不断扩大，网络互动模式的确立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建设。这项互动制度的建设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那就是真实和理性。（本刊记者 刘文学）来源：《中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