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辩论程序引入立法机关的立法审议制度，当是未来立法改革的方向。当下较为现实的方案是，可以将《立法法》所规定的联组会议、全体会议立法讨论这一“准立法辩论”程序，推广至各级人大，变成常态型的审议机制。

　　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传出消息，近期制订《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时，将试点引入立法辩论机制，召集部分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行业人士和公众代表，就条例草案中的主要制度和内容进行公开辩论。深圳人大的这一举措，开全国之先河。

　　让不同的声音在讨论中走向真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下，立法作为高层次的公共决策，面临日趋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而辩论这一民主程序，恰恰为充分表达、公平博弈提供了最大空间，而在辩论基础上达成的立法共识，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

　　从深圳目前的改革设想看，拟定参与立法辩论的既有部分执掌立法审议权、表决权的人大组成人员，也有专家、公众代表等公民群体，这样的立法辩论虽然参与面更广，但过去见过的“立法听证”等民主机制，也大体具有类似的功能。我们以为，立法机关首先更应当、或者说首先应当构建起立法辩论机制。事实上，这也是法治发达国家必备的立法程序。

　　目前，通过征求公民立法意见、立法听证、媒体开展立法讨论等等，已经为公民参与立法提供了广阔的意见渠道。而在立法机关内部，立法辩论程序却付诸厥如，各级人大审议立法案时，即便有不同观点表述，也与互动、即兴的立法辩论有着云泥之别。且一些立法机关常采取分组审议的方式，各组之间通过进行交流，不同意见难以在全体审议者内部形成全面交锋。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假如仅仅将立法辩论机制引入社会层面而立法机关内部缺失，也不利于对公民立法诉求的合理筛选和平衡，甚至难以阻挡一些情绪性“民意”对立法的冲击。

　　从制度层面追溯，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并未在法律案审议制度中明确设计辩论程序。最为接近的一条规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婚姻法》修订草案进行二审时，就曾采用了联组会议的审议方式，６个审议小组的成员全部集中，围绕《婚姻法》修订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公开讨论。这一过程经电视转播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但这样的“准立法辩论”程序，在立法实践中很少运用。

　　将辩论程序引入立法机关的立法审议制度，当是未来立法改革的方向。这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不同民意群体在立法机构有体现各自立法诉求的代言者；其二，审议者需要具有足够的代言勇气、专业能力和辩论技巧。否则，立法辩论程序即使建立，恐怕也是欲速却不达。

　　当下较为现实的方案是，可以将《立法法》所规定的联组会议、全体会议立法讨论这一“准立法辩论”程序，推广至各级人大，并从选择型的制度设计变成常态型的审议机制，明确规定审议每部法律法规案时，都需经过这一程序，使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得到更加公开、充分的讨论，并借此不断提高审议者的辩论素质。待时机成熟之时，进一步确立随机性、对抗性的辩论程序，使激烈有序的立法辩论，成为我国立法审议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