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次开展专题询问，动作之大、力度之大、影响之大，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也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好评。受此鼓舞和启发，地方人大相继开展了专题询问活动，专题询问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趋向日益显现。
　　长期以来，地方人大运用频率较高的监督方式主要是在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工作评议等方面，而询问权等一些重要的监督手段没能得到常态化运用,人民群众期盼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监督中“硬”起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如何让“专题询问”这一重要监督手段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成为新时期地方人大常委会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明确提出  ；“要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加大监督工作力度，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
　　激活“沉睡”的询问权，是法律的要求、人民的期待、代表的愿望，是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强烈呼唤，也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客观需要。
　　首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有法可依。作为人大监督权重要表现形式的询问权和质询权早已明确写入宪法，并且在多部法律当中都有充分体现。
　　其次，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有法可依，更可贵的是做到有法必依，开展专题询问，将人大询问权变成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有效监督行动。
　　再者，专题询问独具创新魅力，使人耳目一新，令人欢欣鼓舞。人大的专题询问，是法定监督权的外化载体，它不同于“行人问路”，不同于“学生求教先生”，也不同于“朋友嘘寒问暖”，更不同于“带着疑惑查阅资料”，而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进行监督的庄严之问。
　　与一般询问相比，专题询问，贵在突出重大主题、直至社会热点，好在有备而问、形式灵活，询问不止于“问”，专题询问的内容更具体、目标更明确，具有针对性强、关注度高、互动性好和实效明显等特点。
　　但是作为“新生事物”，专题询问还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来丰富、完善和发展。当前需着力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
　　其一，要认清专题询问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不愿开展”的问题，使人大询问权不再成为装点人大门面的“摆设”；其二，要清除专题询问的思想障碍，着力解决“不敢开展”的问题，使人大监督勇于“发声”、敢于“发问”；其三，要完善专题询问的运行机制，着力解决“不会开展”的问题  ；其四，在实际操作中，应重点把握好科学选择专题、“问”前充分准备、明确具体问题和专题询问人、组织开展问答、做好“问”后工作等五个关键环节，确保人大质询有的放矢，效果显著。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的创新之举，无疑向地方人大发出了倡议信号，旨在引导和推动地方人大将专题询问变成一种常态化监督方式，这表明人大监督由程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跨出了可喜的一步。
　　我们期待，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顺势而为，不拘一格地用好“专题询问”这一监督利器，并与其它监督方式有机结合，精心选“题”，以“问”促进，切实做好询问之后的跟踪督办工作，努力把“一府两院”“答应”和“许诺”的事情办理好、落实好，让人大代表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