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带来的种种影响逐渐被国人所感知和关注，特别是养老问题，尤为突出。
　　首先，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现有的养老模式已经不太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养老模式，主要是国家财政支出与家庭承担相结合，政府提供社保医保金，部分生活服务由老人所在家庭负责。实际上，这样的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养老的概念早已跨越了仅仅满足生活需要的层次，老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步增加，特别是对精神方面的需求也越发多元。
　　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关于养老的理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它们认为，养老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广泛的参与。养老，并不是简单的负担老人的生活支出，不是局限于让老人老有所养所依，更是要让老人满足对精神方面的需求，让老人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达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的层次。
　　其次，我们现在提供养老保障和服务的机构及人员单一，养老的资金投入不足，行政资源稀缺，人才极度缺乏。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每年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和城市建设，虽说经济规模超过了西欧发达国家，但与这些国家数百年在养老方面的经验积淀和理念发展的成熟程度相比，我国无论是养老的资金投入，还是养老的设施和人才建设方面，都远远落后。以成都为例，公益性质的敬老院早已人满为患，老人活动的设施和场所极为有限且趋于同质化，高端人才从事老龄服务的更是屈指可数。
　　在香港，由政府主导，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义工比比皆是，义工的组成，上至特区政府官员，下至小学学生，来源非常广泛，专业从事老龄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也有相当部分。即使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新加坡，提供老人服务的场所也有很多。
　　再次，对民间资本在养老方面的管控较为严格，阻碍了养老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我国的民政部门目前在社区综合服务领域并未对社会资本和公益组织（NGO）开放，社区老人的养老和服务与各街道各社区的情况紧密相关，社区居住条件好、医疗等设施齐全的老人，能有较好的生活质量，而那些经济条件和社区居住环境一般的老人就无法获得同等的关怀。很多老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局限在有限的地域内，参与公共娱乐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主要途径也是通过自发组织的如健身舞蹈班、歌咏队、棋牌社、骑游组织等，老人方面的实物和精神产品，也局限于健身保健方面。
　　要解决城市养老这个日益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改变固有的观念，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中国城市的特点，敢于打破旧有模式，不断创新，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机遇。
　　首先就是要提高国人对养老的认知。养老在多数国人的意识里，还仅仅停留在负担和付出的层面  ：年轻人认为在工作之余，还要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这是一种负担；到了退休年龄的人，随着职务的交接和生理机能的下降，精神空虚感和对子女的依赖感上升，参与活动的欲望和积极性降低。
　　其次，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如果有包括民间资源在内的全社会都广泛地参与到养老中去，养老就从是国家和各家庭承担的义务和“负担”，变成了能吸纳从业人员，鼓励老龄消费，创造价值的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国人对养老的认识才能更科学更全面。
　　再次，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措施外，在现阶段还可以采取其他多样的方式，为城市社区的养老服务。
　　其一是发挥住宅小区在养老方面的先天优势，由物业和业主共同承担部分的养老职责。物业对居民的情况了解较全面，成都市有一个小区也有过物业专门成立的老年服务队，成员由部分业主和物管构成，专门为本小区中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和“空巢老人”服务，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得到了业主的支持，尊老敬老从一个侧面得到了体现。
　　其二是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的职责包括实现居民自我管理和服务。在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下，专门针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老龄工作委员会的框架下，建立多元化平台，从各方面为老人提供服务，同时吸引更多的社区群众参与到服务老人的队伍中去，让“空巢”不“空心”等。
　　其三是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到养老中去，在国外，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养老方面可以采取试点，鼓励公益组织介入社区养老服务，这不仅不会弱化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也能减轻政府的负担，并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全面发挥人的作用，包括老人的作用，养老，不仅是要让老人能幸福地享受轻闲，颐养天年，也能让老人能用他们的方式，为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发挥力量。这不仅是政府和家庭自个儿的事情，而且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共同正确看待和应对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分担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