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地沟油、瘦肉精、牛肉膏、毒牛奶、染色馒头、膨大剂、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粉墨登场。花样百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威胁人们的餐桌，刺痛着消费者脆弱的神经，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老百姓谈“食”色变，不知能吃啥，啥能吃？充满了惊恐与不安。食品安全危机成为时下沸腾的话题，成为老百姓绕不开的一块心病。
　　面对这样的危机，消费者把谴责与愤怒纷纷指向了政府监管部门的不作为，监管乏力，甚至监管失职，指责六个部门管不住一根“毒豆芽”；指向了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和个人弃诚信和道德而不顾，为赚黑心钱，而丧失良知，没有良心。然而，鲜有指责人大机关。诚然，最近几年，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关注百姓餐桌，依法加强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部仅实施两年的食品安全法，连续组织两次全国范围内的执法检查，史上绝无仅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也率先制订出了食品安全实施办法，为地方食品安全加上了“法的铁链”。人大的监督充当了食品安全的“守护神”，溢美之词常见于报端，流传于市井小巷。尽管消费者没有责怪于人大，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机关和民意机关的人大，应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多些思量，我想至少在三个工作方面值得总结，值得改进与加强。
　　首先在法律完善上。尽管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制订并实施。已经有法可依，但在配套法规体系建设上还有差距：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食品安全监管作了总体安排，但地方立法普遍滞后；食品安全体系中职能权限不清、安全等级不清、操作性不强，难以形成统一协调的执行机制；食品安全法内容欠完善，比较侧重对食品卫生、质量方面的规定，而欠缺对食品安全其他方面的调整，也没有对小作坊、食品摊贩、小食杂店、小餐饮店、小超市和食品添加剂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违法责任定位偏轻，全国人大代表王立军联名439名人大代表提出制订食品安全犯罪法，主张对违法行为严刑竣法，使其倾家荡产的议案就是佐证。配套法规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食品安全法“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因此，加强地方立法，完善配套立法，制订严刑竣法，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法理依据，扫清监管“障碍”，从源头治“乱”是当前人大立法机关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其次，在监督行为上。近几年，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监督食品安全上工作并没有少做。仅就某市人大常委会而言，自2004年以来，该市人大常委会每年坚持把食品安全纳入了监督议题，2009年甚至开展了三次不同层次的监督活动，且将人大常委会常用的几种监督手段均用上了，甚至还进行了专题询问。像这样高密度、高强度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督的情况在全国是少见的，照理说该市的“盘中餐”应是很阳光、很干净才是，但染色馒头“顶风作浪”和三聚氰胺的“死灰复燃”，却让该市人大很尴尬！其实，此类情况在全国各地很普遍。这不得不反思人大监督的不足。食品安全违法事件的隐匿性，逐利的疯狂性和危害的广泛性要求人大进一步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方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深入寻找问题根源，敢于揭露问题真相，跟踪落实整改，加大问责力度，让食品违法事件无隙可钻，无处可逃！
　　第三，在监督主体上。作为食品安全监督主体的人大代表，占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源，承载着更多的社会信任，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更应当发挥示范作用，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的人大代表在面对问题食品时，有没有借人大代表之名掩盖不法事实的？有没有明知有违法行为而采取漠然态度的？有没有眼见利益趋附而蠢蠢欲动的？为防范于未然，在换届选举时，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把好人大代表的素质关，同时，加强对人大代表尤其是涉及食品行业的人大代表的素质培训，切实增强其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使其真正为民代言维权，为民谋利添福。
　　维护食品安全，人大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说监管部门在在食品安全监管上还存在天生的软肋和顾虑外，而人大则是承载了纯粹的民意，更能理直气壮为民意全力而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食品安全，维护百姓健康，人大监督，不能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