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刘奇葆书记的报告录像，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正如刘书记的报告题目一样，观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从山河破碎、人神共泣的悲壮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了沉重的力量，感受到了发展的份量，更感受到了未来的希望。由科学救灾、科学重建和科学发展三部分构成的精彩铿锵的报告，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那曾经凝重的岁月，那曾经受伤的大地，那里充盈着四川人民悲剧精神与乐观主义的耦合，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将来也如是。

悲剧精神的本质——抗争与至善

　　一谈到悲剧，很多人都会将它与悲观联系起来。事实上，悲剧绝不同于悲观，悲剧精神更绝不同于悲观主义。在面对灾难和困境时，通常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甚至自暴自弃、自毁自戕，引颈坐等悲惨命运的来临；另一条是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地进行抗争，不向现实低头，不向命运折腰。所以真正的悲剧不是悲观，不是悲惨，不是眼泪和哭泣。悲剧精神的本质就是在面对灾难和困境时的不屈抗争。这种精神给人的不是颓唐，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振奋和昂扬，崇高和伟大。正如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所说的那样，悲剧精神就是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是将自然对象的崇高形态与人的价值、生命力的强烈、精神风貌的超常性联系起来，融汇而成的一种新的主观形态。
　　古希腊悲剧精神有埃斯库罗斯笔下盗取天火，被宙斯缚于高加索山的普罗米修斯，还有妄图揭开自然之摩耶面纱而覆灭其生命的俄狄浦斯。在中国，这种悲剧精神依然贯穿着中国的历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像夸父追逐太阳，像阿特拉斯肩扛着地球一样，中国人背负着自己的“安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一往无前。还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于谦、史可法……。透过这些悲壮无比却又勇敢无畏坚强抗争的灵魂，我们看到了悲剧精神的另一本质——至善——为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虽百死而无憾”。悲剧精神的“至善”是永久性的人性，悲剧精神不是为了死而死，它从未放弃对生的希望，而是要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对整个社会进行俯瞰式的终极关怀。这也就是“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儒家伦理指引下的中国式悲剧精神。
　　四川这几年来的历程是极不平凡的，无论是雨雪冰冻灾害、“3•14”拉萨事件，还是“5•12”汶川大地震、2010年特大泥石流灾害，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是四川人民不相信眼泪，他们没有堕入宿命论的泥淖，也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缥缈，他们有的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顽强抗争的强烈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无疑就是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一个缩影。正是有了这种抗争和至善的悲剧精神，四川就如刘书记所讲的那样，在灾难面前“四川没有垮，经济没有垮，精神没有垮。”正是有了这种抗争和至善的悲剧精神，四川在灾难当前才会“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爆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四川的科学救灾才创造了人类抗灾救灾史上的伟大奇迹。

乐观主义——理性与感性共生

　　回想我们党的伟大历史，就不难发现，党的发展史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尽管如此，革命的共产党人却从来不缺乏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雪山虽然难以跨越，但是仍然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乐观主义气魄。重庆谈判虽然失败，但是共产党人仍然向世人展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乐观主义气概。是的，面对灾难，面对困境，仅有抗争和至善的悲剧精神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大无畏的乐观主义。如果没有乐观主义，共产党人不会取得解放的成功。同样，如果没有乐观主义，四川人民也不会取得科学重建和科学发展的成功。
　　乐观主义也有理性乐观主义与感性乐观主义之分。顾名思义，理性乐观主义强调的是理性，其乐观来源于理性的批判。理性的结果是科学、规范、有序和可预见性。但是对理性的盲从却也会使人们囿于理性的既定框架和模式，而难以超越和突破，从而沦为理性的“奴隶”。感性乐观主义则弥补了这些不足，如果说理性乐观主义是从中观甚至微观层面的技术理性所获得的话，那么感性乐观则是在宏观层面上的一种“敢为天下先”、“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展现。
　　毋庸置疑，四川的科学重建和科学发展的巨大成绩的取得就是理性乐观主义与感性乐观主义共生的结果。理性乐观主义使四川重建和发展更加具有战术上的科学性，更加具备合理性。而感性乐观主义却让四川重建和发展更具有战略上的昂扬斗志，不胜不休的激情与热情。它们的共生，正如刘书记报告中所指出的，使四川“三年目标两年基本完成”的任务实现了两个85%，实现了四个最，即“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百姓。”。这种理性乐观主义与感性乐观主义的共生，让四川“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四川答卷’”。

悲剧精神与乐观主义的耦合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重建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是四川的发展仍在继续，并将不断继续下去。并非没有了灾难，我们就不需要悲剧精神，因为悲剧精神还表现为居安思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的悲剧精神是一种对现实的冷静的超越性认识。只有有了这种意义上的悲剧精神，我们才会看到四川还有发展不平衡、民生需要改进、民主需要加强等诸多不足。同样，我们也不能缺失乐观主义，理性乐观是对四川当前和今后环境、资源、条件等各方面的综合分析、科学把握和权衡，让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成功拥有足够的底气。感性乐观则是对四川未来美好前景的战略式预判，让我们对现在和未来拥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必胜信心和激情。
　　面临“十二五”时期和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等重要机遇，四川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发扬悲剧精神和乐观主义，坚定不移地把握“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全省工作总体取向，坚定不移地坚持“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把四川建成西部产业发展高地、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开放高地、西部人才高地就不会仅仅是停留在全川人民心中一个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必将如初升时绚烂夺目的阳光，以无穷的力量划破无尽的长夜，照进四川的现在，照进四川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