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晚间下班后，笔者在上海的报纸上读到四川省委2月25日发布“一号文件”的新闻。四川确定今年农民纯收入增长要达到15%，为此，省委决定实行农民增收工作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负责制，并提高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目标考核中农民增收指标的权重。
    因工作需要，我养成了关注四川的习惯，久而久之，对四川省情及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在意。毫无疑义，四川“一号文件”是在中央“一号文件”基础上，结合四川“三农”实际出台的。其主要看点可大体归结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有新部署，促进农民增收有新政策，发展现代农业有新举措，推进新农村建设有新要求，深化农村改革有新安排。
    得益于平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笔者以为，支撑四川“一号文件”的上述“五新”，最核心、最要紧的是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有新部署。具体讲，就是在稳定现有农地承包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有序流转，通过奖励、补助等多种政策手段，扶持联户经营、专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这就牵住了土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这个牛鼻子，“新政策、新举措、新要求、新安排”，也就有了施展空间。正是因为对“三农”问题的清醒务实把脉，四川“一号文件”的政策主旨才能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四川既是农业大省亦是人口大省，和国内其它农业大省相似，四川农业资源要素的配置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力大多远离了农业；另一方面，农地资源日益稀缺，再不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农地抛荒及粗放经营必然进一步加剧。再一方面，农业资本投入严重不足，城市工商资本有心开发现代农业却遭遇政策不明晰之“玻璃门”阻挡。把适度开放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务农”提上日程，无疑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题中之义。
    不过，凡资本皆有逐利天性。城市工商资本“务农”注定是把双刃剑。拿捏得当，“三农”和工商资本及地方政府皆从中受益；拿捏不当尤其是一哄而上，很可能上演又一场变相的圈地运动，既伤害农民长远利益，亦增添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四川“一号文件”对此既开放亦审慎，明确现阶段必须坚持农地的经营主体是农民和农村家庭。如此，工商资本“务农”，可以重点关注打造和延长农业产业链的前后端，这里大有施展空间。前端譬如良种培育、产前服务等，后端则致力于农产品深加工、物流配送和规模化市场营销。如果这样观察，可以见到其中的政治清醒，亦可称得上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一大亮点。
    各国农业不分传统还是现代，比较效益皆难同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肩。这些年中国农民增收较快，主要不是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而是来自各级财政直补、减负及社会让利。从长远看，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还要挖掘农地本身的“财产权禀赋”。正因为如此，四川“一号文件”提出扎实做好农地确权颁证工作。这项基础性工作做得越扎实，工商资本以“务农”名义行改变农地用途的市场风险就越可控。农民拿农地租赁流转、抵押融资、入股经营、股权分红才有较牢靠的法制保障。如是，农民方可拥有直接种养之外可供选择的多元增收渠道。
    天府熟、天下安。祝愿蛇年四川“三农”工作开局良好。
    （作者系上海《东方早报》评论员，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