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中国基本国情的一部分，并成为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点。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吸纳能力等方面千差万别，这一差距一方面强化了各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实行的对各地区“一刀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各异的地区组织、实施，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是适得其反的效果。以差别化为起点探讨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成为必然。 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任务艰巨 目前，西部整体经济实力依然较弱，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改革35年来，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西部地区持续发力，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东部地区“一马当先”的增长格局逐渐被打破，但中西部与东部间的绝对差距依然在扩大。与1978年相比，2010年，东部10省市所占GDP比重由43.6%上升到53.1%，提高9.5个百分点；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GDP分别下降1.9、2.2和5.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东部的41%，人均财税收入仅为东部的23%。此外，国土开发与建设布局不合理致使发展成本陡升。我国资源分布的地理不均衡和经济布局与资源分布的不协调，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向沿海地区大力集中，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跨度、大规模的能源与资源跨区域调动，增加了发展的成本。虽然近年东部地区加快了转型升级，但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等深层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就西部地区调整经济结构而言，任务艰巨，产业层次亟待提升。西部地区多为资源输出型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效益总体不高，发展稳定性较差，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对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增加了难度。西部地区在转型中，一旦把握不慎，不仅经济有可能出现波动，而且极易引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同时，还会出现空间开发无序的行为，加剧资源、环境开发与保护矛盾。我国已逐渐告别高速增长，但城镇化与工业化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在主动进行的良性调整中，将迎来中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明显，区域发展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差别化政策助推西部新发展 西部开发面临的形势，要求对相关政策以创新性的思维进行调整。国家需要从以往过于强调效率目标，转向更多地强调公平目标，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从多方面扶持、引导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弥补市场效应的不足。其次是强化分类指导，立足于地域差异性，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差别化的区域调控政策，扭转区域政策一方包治百病、全国“一刀切”的定式。 首先，改革财税体制，对西部实行更优惠财税政策。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均等化转移支付比重。对困难较大的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取消或减免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配套比例。继续延长税收优惠政策年限，降低税收优惠政策门槛；在保持现有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适当提高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分成比例。在城乡补偿的同时，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办法，补偿中西部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工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同时适当加大主要使用西部资源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项目征收的资源税中对西部资源输出省的返还比例。 其次，以差别化产业政策培育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利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契机，国家在产业配置和重大项目安排上，在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市场需求等基础上，优先向中西部重要城市和地区倾斜。如在未来人口密集区的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成渝地区等区域，选择若干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进行重点建设，将中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国家某行业中心，形成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区域经济结构。重点扶持区域内环保产业的发展,对一些重大环保项目通过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对能源资源型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和环境友好技术改造的，给予产品价格优惠、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绿色信贷、财政补贴等优惠，扶持、帮助西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以建立差别化的投融资体系焕发金融“血管”活力。引导社会生产要素向有利于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实施的方向流动，进一步完善产业担保体系，统筹协调金融机构，把扶持生态产业作为信贷投放的重点，采取小额贴息贷款、专项贷款、统贷、转贷等方式，加大有效信贷投入。逐步建立市场化的污染物减排新机制，把西部地区的森林碳汇优势以及可再生能源优势转换为碳排放信用优势，使西部地区在国内碳排放市场交易中获取收益，扶持西部地区发展绿色经济。 第四，以差别化的干部绩效考核政策促进政府转型。改进传统的对干部绩效评估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一刀切的做法，建立有差异、多元化的地方政绩考核指标，重视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工作的评价，实现其经济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