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提交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规定，市民如在医院室内区域、幼儿园、中小学、公交工具等多个被列为禁烟区域的公共场所吸烟，可处50元罚款，向未成年人和孕妇售烟的，可处1000元罚款。（《广州日报》10月14日）

　　公共场合尤其是未成年人和
孕妇经常出入的公共区域被列为禁烟区，对向未成年人和孕妇售烟的行为处以罚款警示，这是对弱势群体健康权益的一种立法保护，从正面看，弱势群体的健康权利得到法律保护，这是好事；而侧观该法规，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烟草带给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身心上的负面影响之巨，毕竟往往是道德约束不了的行为，才会动用法律强制力。

　　问题是，烟草泛滥、严重影响着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和妇女的身心健康，难道责任完全在吸烟者和烟草卖点的身上吗？烟草泛滥，究竟该罚谁的款？

　　笔者以为，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不仅要追究遍地吸烟者的法律责任、拷问他们的公共道德，还有必要对中国烟草业的问题进行追究。规则真要实施起来，能禁得住未成年和孕妇去买烟、吸烟吗？毕竟是此地不卖烟，自有卖烟处。再说要真让未成年人和孕妇戒掉烟瘾，还得中国烟草能痛下决心放弃这两大群体烟草市场，放弃从他们身上赢利的打算来宏观改善未成年人和孕妇的健康状况。

　　烟草暴利，暴利烟草，在市场环境下，商业利益往往限制着一些为国为民的好的政策的实施，你不让他们卖，他们就搞“袖中买卖”，正当途径行不通，他们就搞暗箱操作，限烟、禁烟令运行到实际商业买卖中往往根本行不通；利益驱动下，商业黑幕重重，法律法规被被烟草业内部规则虚置在一边，法律法规最终因为厂家、商家的不配合而丧失强制力，成为他们应付的对象。

　　所以，笔者以为，在控制未成年和孕妇吸烟的条例上，既然“禁卖”可行性不大，那么“禁卖”不如“缩产”，减少烟草产量达到缩小烟草市场的目的，最终将瘾君子的庞大数量“减肥”下来；同时，禁止向未成年人、孕妇卖烟也不如用罚款的形式禁止他们自身去吸烟更具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