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0月20日至28日，广东省第二届农运会于江门举行。深圳决定弃权，深圳农林渔业局方面解释称，自2004年“村改居”完成后，深圳已经没有农民。“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所以不参加。” 正方：弃权是对快乐体育的呼唤 □耿银平 更多城市都应该学学深圳，因为没有合格的“农民运动员”，不造假、不糊弄，实事求是，勇于和舍得放弃。让真正的农民们参加运动会，这才是对农运会的最好支持，也才是农运会最大的精神价值，重在运动、提升精神、改善面貌、愉悦身心，这就是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谈到的快乐体育。 按农运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办法》的规定，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农业户口的农民、渔民、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个体经商者以及居住地在乡镇以下的居民”。可看看这些年农运会的情况，“假运动员”却屡见不鲜。这些“假农民运动员”虽然得到了奖牌，提升了所谓的地方形象，却严重亵渎了快乐体育、健康体育以及公平自由的竞争氛围，积极的体育价值大打折扣。这样的假冒伪劣混杂的“运动会”，不参加也罢！ 深圳“弃权”，是对终极体育精神的呵护，也是对“功利性体育”、“造假性比赛”的一个无声批评，不能因为华而不实的城市形象需要、地方政绩需要，而让诚信的城市精神、人文精神受到遗弃。“不具备合格运动员就弃权”，这是一种文化坚守，也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城市文化精神。如果所有的参赛地市都能做到这一境界，积极、健康、理性、求实的终极体育精神就能得到真正的回归。 反方：可缺席但不可讳言“有农民” □佘宗明 拒绝“走过场”可嘉，但不必讳言“有农民”。深圳自称，现在已无农民，也失去了参加农运会的意义——农运会终究不是面向大众，而是指向“农民”群体的聚会形式。 深圳没有农民？说起来，这论调并不突兀：早在2004年，深圳在对27万农村人口“洗脚上田”，完成“村改居”后，就号称是“全国首个没有农村的城市”了。农民户籍的转换，让深圳社会结构有了表征上的变迁，户籍格局“旧貌换新颜”。 但农民的有无，并不只是取决于基层的转制。在深圳市发布的蓝皮书上，曾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症结：村落经济结构仍未打破；产业换代在低层次上久久徘徊；“村民意识”浓厚，等等。农民变市民，绝非“1秒钟变格格”式的骤变，而是循序渐进的演变。在深圳，受限于产业特点、文化层次的滞后，转制后的“城市居民”本质上仍是农民。 深圳讳认“有农民”，大都市心态确可理解。可对边缘群体的遮蔽，会窄化城市的气度。当下，农民逐渐脱离了“锄禾日当午”式的形象，生活大有改观，但仍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下层。深圳无需停留在“传统农民”的界定上，忘乎农民群体的真实存在，否则只是偷换了“农民”的概念，玩起了文字游戏。 耐人寻味的是，官员称“深圳是座现代化都市，参加农运会不适宜”，颇有讳疾忌医的意味：“农民”不是迂腐落后的代名词，与现代化的都市形象并不冲突。排斥“农运会”，不应是建基于政绩粉刷。 可以摒弃形式化，不可讳认“有农民”。将农民与都市化对立，是种认知误区。从某种程度上讲，否认有农民，才是最可怕的“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