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即将和我们告别。这一年，文学给人们留下了些什么？我们约请了几位作家对自己一年来的阅读进行梳理，筛选出一缕属于自己的文学记忆。约稿来齐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对经典的阅读占了很大比例。托尔斯泰关于幸福的定义、帕慕克的“孤独”身影，之所以能让人“读你千遍不厌倦”，就在于其博大精深，读不透、常读常新。此外的一些阅读也很有意思，大的感悟，小的光点，一一记取的都是可贵之处。——编者 每一种生长都势不可挡 □梁平 中国新诗在新世纪十年以后走过了第一个年头。十年有很多选本、很多话题把新世纪诗歌缜密地滤了一遍，其间5·12汶川大地震的诗歌被写上了重重的一笔。该翻的翻过去了，该留的正在留下。也许，整个新世纪诗歌因为地震，重新获得了许多认知、许多反省。中国诗歌在沉寂了许多年以后走到了前台，举国上下，电视台、电台、舞台和广场，中国老百姓以久违的热情接纳了诗歌的盛宴。其他不例，仅在四川，四川师大文理学院大型诗歌朗诵《这里是四川，这里是中国》，西南民族大学大型诗歌朗诵《春回天府》，什邡穿心店地震遗址大型诗歌朗诵《四川开满鲜花》，以及什邡穿心店遗址落成的巨型的5·12中国地震诗歌墙，已经把地震的灾难元素转化成具有中国诗歌记忆的文化元素，把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落地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地标。 诗歌在中国风光了。如果把这个触角深入到中国诗坛的内部，你会发现中国诗歌一个正在悄然变化的现象，那就是诗人开始从包裹自己狭小的视野、从业已习惯的写作路数里走出来，开始认真、自觉地审视自己脚下的这片蓬勃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命，这些最真实、最亲近的呼吸。2011年，最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江南才子”潘维，唯美、唯心、唯自己语言构建，曾以“颓废”著称可以在苏小小墓前一咏三叹的诗人，把自己的笔悄然转向与生命相关联的日常生活，比如超市、比如新农村、比如现代农作物实验棚、城市开发区等等。现实和日常概念在一个“纯粹诗人”那里，开始作为新鲜经验进入自己的写作，而这些不是接受的任务、不是作业，而是一种自觉，一种重新实验的方向。原来熟悉的诗歌写作场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已经与原来相去甚远。现实对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写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而应该是作家、诗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把这个视作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学记忆的己任。问题在于，在这以前，有许多貌似现实写作把现实标签化、广告化，让诗歌在现实里淡若白开水，失去了诗歌应有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写作让书写现实的诗歌长时间蒙冤。另一方面，诗人缺失对现实关注的热情、缺失进入现实抒写的能力，找不到进入的方式。诗歌渐行渐远，远离了人间烟火。2011年中国诗歌的风向标已经出现一个明确的指向，回到现实，进入现实，而且成为很多功成名就诗人们的一种自觉。 2011年的诗歌记忆在我这里，花总是在开，而且千姿百态。不过当我要写这篇短文，竟是如此的简单和清晰。诗，不管写什么，不管怎么写，我坚信不能一成不变，不能唯我是能，应该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实验。
读到一篇好散文 □凌仕江 2011年的散文在我看来，没有太多为灵魂思考的感性之作诞生，除了个别女性写作在地域题材上的个人体验取胜，多数散文写作较之往年没有太多可喜的变化。倒是一些历史散文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不仅是历史的进步，更是散文书写的进步。2011年第4期 《钟山》杂志发表的《脚踏两只船》（作者：诸荣会）便是其中的一篇。后来，紧接着我又在8月的 《作家文摘》上再次读到这篇近万字的散文。 盛宣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除了他一手创办的几所大学在校庆时人们提起他，其他时候他大多已被遗忘。这让人不禁感慨历史的烟尘多么厚重与缥缈，既可以掩盖那么多并不遥远的沧桑巨变，又可以不动声色、甚至不发一言地存在于现实的空气之中。 《脚踏两只船》乍一看文章题目，很容易让人有一种非常“言情”的错觉。其实不然，作者只是试图以盛宣怀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为例，借着如今十分受欢迎的 “穿越”手法，以清政府颠覆前夕盛宣怀的官场沉浮录为参照，内核却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在近代这个特殊时代中的双重人格、矛盾行为和悖论人生。文章不管是历史时间节点的选择还是题材内容，都十分严肃而深刻。纵览浩繁史海，关于盛宣怀事迹记载得少之又少。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唯有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历史教科书介绍过他，由此我们看到了书中人物如何整顿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电报局、电话局、纺织局、中国铁路总局，并拯救濒临破产的汉阳铁厂、芦汉铁路这一件件不平凡的历史过往。 《脚踏两只船》作为十分稀缺的历史文化散文，有史料价值，作者所做的思考对读者有很大启发。令人惊喜的是，此篇散文并没有像今年多数写辛亥年历史的散文只停留在对历史材料的罗列性介绍、对历史人物的猎奇性发掘和历史现象的怀旧性感叹上，而是力求从历史的深处和细部寻找出历史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偶然又必然的规律，并以资对于现实和将来的意义。 对我来说，阅读既是一种冒险，又是一种发现。这样的阅读，使我的2011年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或许是天生对散文的爱好吧，曾经我读到一些散文渴望做一些补充和修改，比如有些结局或开端我不喜欢，我就想自己把结局和开头重新给改了。而历史是不容更改的。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历史散文写作的难处。对散文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终年甚至终生的不成熟。从偏爱阅读悲悯情怀的散文开始到冷观历史散文，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一种阳光被风打败之后的冷静与沉默。历史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一年之中的阅读史。
一个作家与一个房间 □何大草 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不久，他的长篇《我的名字叫红》在中国出版，获奖使书大卖，岂止红，简直火。我在农贸市场见到一个骑电瓶车的中年男人打手机，扯着大嗓门：“我的名字叫红！……我的名字还是老名字，我说的是一本书……”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本书。这本书太丰富，但也太琐碎，评论家阐释出许多东西，也未必不牵强。总之，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我说不上很佩服。我要说的，也不是帕慕克身处的位置——亚欧分界线上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人们说得已经很多了。这城市的确是让人羡慕的，但并不是身处伊斯坦布尔的作家都成得了帕慕克。 帕慕克最值得我一说的，是他作为作家的姿态：孤独。 他出版过一部细腻描述作家孤独的散文集，这就是我今年读到的《别样的色彩》。 他和别的作家去澳大利亚访问，主人为客人举办了一个盛大晚会，但他只是站在阳台上透过树丫去观赏。他写到，“我是个作家……对我而言，从远处观看晚会，表明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帕慕克获诺奖后，曾有人回忆说，多年前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一些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作家在那儿喝酒、交友、高谈阔论，但有一个年轻作家却闭门谢客，默默写作，这个人就是帕慕克，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白色城堡》。 《别样的色彩》中，他透露了自己三十年来的日常状态，平均每天在书房中写作十个小时，平均每天的成果不超过半页。他说，在他眼里，每天必须服用胰岛素的糖尿病人是半死之人，而他自己对文学的依赖，也如半死之人、半个幽灵。那，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苦苦相逼呢？因为，“我已经死了，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重生、复生、生生不息，在有限的一生中，获得生生世世的体验，以至于不朽，只有文学做得到。我想起张继，他一生只留下一首诗，《枫桥夜泊》，可就这28个字，却足以给他、给那座他歌吟的寺庙，带来了永恒。 帕慕克在这部36万字的散文集中，还解读了许多作家，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加缪……但，他解读得最让我动情的，是他的父亲，一个做过文学梦的失败者。他的父亲富有、英俊、聪明、爱热闹、呼朋唤友，梦想成为诗人，却不能为写作忍受寂寞。父亲去世前两年，把装满了早年文稿的手提箱送给了儿子——如果印出来，可以叫做“失败之书”吧——儿子接受了父亲的梦想，却背叛了家族的天性，他在孤独中一个字一个字向前走，一直走上斯德哥尔摩蓝色大厅的领奖台。帕慕克的受奖演说就叫《我父亲的手提箱》。在我读过的诺奖受奖辞中，这是最具个人化的一篇。他以这样 （或别样）的方式告诉人们，一个作家的真相是： “我放弃了其他一切，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
幸福并不取决于外在原因 □罗伟章 想每年都读到一本难忘的书，其实是一种奢望。但有的作家是从不会让你失望的，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童年·少年·青年》并不起眼，可依然耐读。世界上堪称伟大的作家并不多，托尔斯泰是伟人中的伟人。欧洲曾发起一场运动：评选全球位列第二的小说。第一名是不需要选的，那是《战争与和平》。该书之所以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和难以企及的号召力，除小说本身具有的文学品质，还因为托尔斯泰的创作，从不把艺术旨趣当成最高目标，他要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考察人生，考察我们幸福和不幸的根源，考察苦难为什么发生，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应该真诚和友爱——他以整个生命的高贵和严肃，不知疲倦地追问我们的灵魂。《童年·少年·青年》这部自传体小说，是他的早期作品，但其宽阔邈远的精神长河，已显现出清晰的源头。他把主人公摊开来，宽厚而不失锐利地审判和解剖，步步为营地告诫我们：人的成长，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所以要格外小心；你可能会变得很坏，但你应该变得更好；幸福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对幸福的看法…… 这样的教诲，对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用。是的，托尔斯泰总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对美和美德进行不懈的探索和构建。他从不避讳“教诲”这个词，这个词是被众多文体家诟病甚至鄙弃的。而文体家们视为圭臬的 “技巧”、“艺术性”之类，托尔斯泰又是那样的不屑一顾。他从来不用专门去操心技巧，因为技巧已经内在于他的细节敏感、词汇运用和说话口吻，尤其是，已经内在于他的天性、情感和思想。他认为，离开了小说呈现的特定时空和特定内涵，技巧和艺术性根本不可能单独存在。这如同我们说“某某很有才华，可惜他不写作品”一样扯淡，才华只能通过作品才能实现，没有作品，就不可能知道他是否具有才华。还如同我们说 “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一样无知，时代精神是通过文学加以确证的，没有文学（包括别的艺术），我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时代精神。所以文学才重要，才需要作家们付出足够多的耐性和牺牲。 一年难得读到一部好书，一年却总要出去开若干次会。作家们的聚会，本应该与文学有关，然而从头至尾谈论的，是谁买了别墅，谁开了大奔，谁写电视剧能卖到多少钱一集，谁在感叹“钱比自由多，钱比快乐多”。因而生活起来没有意义，谁为了得奖，走了多少门道，送了多少礼金，谁成了处级、局级、部级……这种社会生态，本也说不上多么出格，但如果从作家的高度上去要求，就是明明白白的堕落了，尤其是将欲望看成标准的时候。作家的天职是追求卓越，是“日日面对永恒”，是勇于把许多欲望洗去，是掏出自己的心，燃烧成火炬。失去了这些，就不配称为作家。每次开会回来，我的心情都很不好，于是读托尔斯泰。读托尔斯泰的过程，就是“洗去”和重建的过程。他以他无可比拟的准确、深邃和博大，让我明白我是谁，还让我明白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的三大长篇巨制，已经读过多遍，今年长时间放在我枕边的书，是《童年·少年·青年》。
掘一口深井 □何世进 由阿来编选的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丛书”之一的《鹰无泪》，编选了钟正林近几年在全国各大期刊发表的七个中篇，大多曾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所转载。篇篇凝聚着乡恋情结，一篇较一篇更有深度和力度。我想起曾国藩一句名言：读书如掘地汲泉，与其开挖数井不如深掘一井。钟正林小说贴近现实生活，直面社会矛盾，描写的人物事件真切动人，颇具艺术魅力。 《黛色的核桃花》描叙曾仗义反对滥采滥伐的村民谢老反经不住金钱的诱惑，逐渐异化为破坏生态环境、制假贩假的不法奸商。小说揭示出如不惩治腐败，生态环境建设将寸步难行的深层意义。《穿过秋雨的日子》，以极具幽默感的笔调，描叙村民雷火神打官司的曲折过程。小说成功刻画了雷火神这一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他既有胆识，又懂法律；他稳稳站住脚跟，又善于有理有节地维权出招；既有不容退让的底线，又不失分寸与弹性，真正掌握了“度”的艺术。 纵观《鹰无泪》全书，就谋篇布局、语言节奏、人物和景物描写的浓淡疏密而论，一些篇章调控较好，颇有阅读冲击力，显示了作家的实力和潜力。
笑里藏“刀”的喜剧魅力 □范藻 “无厘头体现率真性情，爆笑声折射世态百相。”这是廖晓伟长篇小说《嘻嘻复嘻嘻》的寓意所在。这部“中国第一部贺岁小说”，所秉持的“贺岁”理念，犹如冯小刚的《手机》、《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等贺岁电影一样，让人在轻松愉悦的笑声中，品尝生活滋味，体验人生百态，感悟世道真谛。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而又会八面玲珑、没有固定职业而又能呼风唤雨、没有正经婚恋而又讨女人欢心的“软饭硬吃”的男人，还有他的表哥，号称世界文豪高尔基弟弟的高尔础是一个在村口告示墙上发表了一千多首诗的“农民诗人”，还有整日杯弓蛇影，在医患冲突中戴上痰盂头盔自卫的心理医生。这些人物无生活技能而有生存智慧，大法不犯而小错不断，几乎都是生活的“多余人”、社会的“底层者”和时代的“边缘人”。 真正的喜剧，在骨子里无不蕴含着深深的悲悯情怀和悲怆意识。《嘻嘻复嘻嘻》犹如一面折射现实的哈哈镜，让人在笑声中体会到某种深沉的无奈、深广的思考和深刻的启发。它表面“轻浮”，实则沉重，看似“搞笑”，其实严肃；寓庄于谐，亦正亦邪。这“笑里藏刀”的游戏，隐藏的是一把针砭时弊的解剖刀，刮骨疗伤的手术刀，嫉恶如仇的鬼头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