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都知道我从不喝酒。怎么不喝酒的呢？我的家庭成员不喝酒；从小，父母还教育我别喝酒抽烟。所以，我小时候不接触酒。上中学、大学时，同窗好友没有酒徒，我也不接触酒。步入社会，有接触酒的机会，却已不想再学着喝酒了。中年时期，去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中学生守则”中禁酒，为以身作则，十几年与酒无缘。习惯养成，虽离开教育岗位，也不喝酒。如今进入老境，过去既无喝酒锻炼，从身体条件出发，干脆就一再以“不会喝”三字挡驾了。
　　我虽不喝酒，只要人不酗酒，我从不反对人喝酒。中国是个有悠久酒文化的古国。爱饮者多，酗酒者并不像俄罗斯等国那么多见。中国人喝酒绝大多数场合似乎总想带点文雅味。烂醉如泥肮肮脏脏往大街上一躺或大发酒疯打人斗殴者少见。自古以来，酒与文人雅事关系紧密。我所崇敬的古代大诗人、大文人都嗜酒，我所交游的当代名作家名诗人都好像未见谁从不沾酒。一次，一伙作家诗人聚会，因我不喝酒，竟玩笑地宣称要将我“开除”出文坛。我想：虽是玩笑，也自有理。如果我会喝酒，也许作品会写得比如今好些。
　　赴宴不会饮酒，常使我处于尴尬。最初，我每每“滥竽”，不会饮却礼貌性地频频举杯，实际酒不沾唇。有时对方敬酒，我也假作饮酒回报，实际一口未动。这样一被发现，敬酒者自然大哗。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次在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春节宴请，石方禹代表上影敬酒。我只好干脆将小酒杯藏掉。他发现了，诧异地问：“酒杯呢？”我笑答：“酒杯也喝下去了！”
　　现在，酒是都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宠物。觥筹交错，酒酣耳热，情感互补，思想交流，喝酒之乐，人所共知。我主张理性饮酒，反对“酒驾”和颓废式的狂饮一醉方休。我能欣赏那种乐陶陶细酌慢饮的微醺。我认为劝酒者应当礼貌待客，尊重对方酒量，爱喝则喝，不能喝就不喝。“只要情意到，喝多喝少不计较；只要感情有，端杯可以不喝酒！”一位外国朋友来华做生意，大惑不解地问过我：“你们为什么总是劝人喝酒，而且一定要将人灌醉？我很害怕！”“想必他是遇到过‘张飞’了！”我很高兴自己虽历经酒场还没遇到过“张飞敬酒”。
　　说来有趣，我倒并不是从未有过喝酒的欲望。酒有强烈诱惑力，半个多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几个同志聚餐。部长纪康向我劝酒，我就动过凡心。良辰吉日，喜庆大事，有酒助兴岂非锦上添花？但积习难返，仍滴酒未尝。又如“文革”时，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心情苦闷，见一个姓杨的校工每日傍晚独酌，有滋有味，我竟觉得喝点酒摆脱烦恼然后倒头大睡，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有一年，访问外国，宴会上推来一辆酒车，排列各式各样洋酒，红红绿绿色泽诱人，任凭挑选，但我终无勇气让侍者倒上一杯。蹉跎至今，连酒是什么味道也只可意会却无体验。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聪是呆，是执着是傻帽，真是说不清了！
　　有一年在张家界参加笔会，有机会随蒋子龙、陈忠实等诸兄到湘西吉首市，受到湘泉酒总厂厂长热情款待，参观了泉水清冽、厂房宽敞明净、管理出色的酒厂。见同行者喝名酒“酒鬼”时都赞不绝口，我也不禁嘴馋，颇想一试，结果当然仍未兑现。记得从俄罗斯漫游归来的友人曾说：那儿不少酒厂的围墙上都安着电网，防止酒徒偷酒。俄罗斯人说：“也许除了路灯不喝酒，谁都要喝！”我不禁莞尔笑想：连“酒鬼”这样的名酒放在面前我都不张口，难道我真是一盏路灯吗？
　　沾酒而量不大的人多，像我这种一生从未沾酒者却绝少。不喝酒者谈酒，是外行谈酒，隔靴搔痒，谈不深也谈不透的。但我身体较好，肝功好，医生认为与不喝酒有关。这倒可给过于爱饮酒的朋友提个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