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即彼”是个比较值得玩味的话题。所谓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即为“非此即彼”。哲学中有个称法叫“那内在的就是那外在的，那外在的就是那内在的。”意思更进了一步。

　　千百年来，确有不少人早已习惯了“非此即彼”这样的思维：那不是马，就是鹿，或谓之马鹿；那不是人，也不是鱼，或曰美人鱼。儿童谜语中的字谜“言对青山不是青，二人土上说分明，三人骑牛牛无角，草木之中有一人。”（猜四字）——谜底：请、坐、奉、茶；另有“半边生鳞不生角，半边生角不生鳞，半边离水活不得，半边落水难活命。”（猜一字）——谜底：鲜。这些非此即彼中强烈的对比，诱人的悬念，都挺有意思，可激发起读者强烈的求知欲。

　　可社会生活远非这么简单。比如“好人”、“坏人”、“中间人物”、“非人非兽非鬼”之类；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同性恋”等；比如“上司”、“同事”、“朋友”、“亲戚”、“恋人关系”等等，让人一时还真说不清呢！

　　正如笔下的这篇“杂文”，撇开“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观念，它可定义为一种兼容现实功利性和文学审美性的独立文章样式，但它既非单纯的文学文体，也非纯实用的应用文章。杂文的文学性可以通过杂文艺术形象的真实存在得以佐证，但并不因此就可完全证明杂文是准文学文体。杂文有别于他种文体的突出特点有二：一曰重“胆”，胆气不小，胆大包天；二曰杂文创作的思维品质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性，又敢于突破传统“文章做法”固律，注重尝试，多有创新，可爱活泼又机智，且并不是完全不讲规矩，由此呈现出千姿万状、各具风貌的一种文体样式。

　　“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曾向全世界宣告：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恐怖主义者的朋友，在我们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大意）。一个信奉“自由，宽容，世俗主义”的国家领导人，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当即就受到包括不少美国公民在内的许多人的诟病。“非此即彼”是常态的一种，对它的拒绝也就是对它的服从。看来，有些时候，我们还非得“非此即彼”不可吗？

　　我们一直在讲善与恶是一体的，当一个社会过于强调“善”的时候，整个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这个“善”是相抵触的。你对道德层面的执着，必然会导致非道德倾向的出现；你对智的状态执着，必然会导致愚。物极必返，否极泰来，当你执着在一面的时候，必然会向另外一面留出一个大的空间来。比如娼妓问题，据历史考证，明清中兴时期是宣传儒教文化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娼妓文化最发达的时期。眼下，人说中国的娼妓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尽管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人说现在学校里的部分女孩不得了，你苦口婆心地教育她首先要洁身自爱，她却心不在焉地对你说千把块钱处女膜修复，这就是二元状态下的思维。

　　人的状态就是一种“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存在。当你拿有限的生命，去实现当下和未来无限幸福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找苦吃，以期达到先苦后甜之目的。就像一个智者必定会同小人遭遇，一个警察一定会跟小偷打交道一样，一个自认为德馨高洁之人一定会有个不讲道理的亲人，否则他美好的德馨在第一时间会传导给谁呢？世间万物，莫不环环相扣，你理解了这种人性中的天性，你便会获得很多智慧，像智者一样能看到许多事情背面的东西。

　　对自己的写作而言，我好在还有些自知之明：只有多所吸纳与领悟，多所历练与创新，方能扬长避短，以至久远。一辈子只经营诗歌写作，别无旁物，未免单纯薄力；若只以杂论发难，终了一生，又会逼迫经络，有伤元气。只有拿得起、放得下，别太把自己的写作当回事，才是正理；凡事一旦捯饬过了，准会走样变形。我出生在那个“非此即彼”的不正常的年代，我生活在这个“亦此亦彼”的很现实的时代，我内心的激进，是因为我不宽容吗？我能容纳一切，就意味着我是个好好先生吗？然而，我目前以至今后的所作所为，正是急于摆脱这种有所依赖的境况而衍生出更多的希冀与祈福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此即彼”已成为许多行动者非常偏爱的一种理论方法，这种简单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主动权在于快速决断与实施。”然而，在当今社会，在无数的欲望、无数的利益、无数的力量在碰撞、汇集，在寻找契合点的时候，却少有“非此即彼”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需要并期待超越一种“非此即彼”的正确的价值评判，来推动像万花筒一样非假想中的现实，这也无可厚非。正如我们在看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看到社会的缺陷一样，这都需要恰如其分的评价。

　　总之，“非此即彼”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此亦彼”可将简单的事情多元化、具体化，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重申这个话题的目的，在于让我们时时处处都不忘转变一种思维方法，调整既定的思维角度，摒弃不当的决策模式，勤于思考，善于创新，高瞻远瞩，砥砺奋进，舍此无他。(张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