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进高中的第一天放学后我回到家里，兴致勃勃地对正在专心致致刨一块木料的爸爸叫到：“我们班上好多以前初中的同学呢！我们班主任是个老头，小小个儿，头顶好大一片没头发，看上去很严肃的，不过好像还蛮温和的。”只见爸爸的脸色骤然由晴转阴，惊愕地问：“他姓郑？”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说：“难怪他刚才还和妈妈一见如故，还知道你们以前在二中对面开过店，您也认识郑老师喽！”只见爸爸脸色越来越苍白，喃喃地说：“恐怕就是他了。”我料想不是什么好事，便刨根问底：“他怎么了啊？”爸爸停下手中的活和我讲起了一段往事。

　　刚搬到城里来的时候，境况不很好，我一门手艺，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农民最苦的时候，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农活，手艺就是我们一大家人的饭碗，我的手艺一直让我很自豪。大凡有些资本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傲气，我虽然只是个普通人，但也不例外。那时候，我们的屋子就租在二中对面，房子很小，还是摆下了我所有的工具。有一天，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家门口停下，外貌和你描述的一样，个小秃头，他问我做一个橱柜（早期农村常见的工艺繁琐的那种）、一张四方桌、四把椅子，要稍好的木料和完工后上油漆，所有工序下来这一套东西要多少钱。我大致算了一下，因为刚来也没什么活，不想错过任何一项业务，实打实地跟他说三百，确实这也是底价。他说他是二中的老师，说别人店里都没有这么贵。

　　爸爸神情专注地深深地吸了口烟接着说。

　　我对他说，要是哪个店低于三百用您要求的木料做得起这些东西，您就去那个店做，我的确是要这个价才行。您也可以先去别人店里打听打听，如果我这里划算，您再来，我一样欢迎。那个老师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说：“我已经了解过了，哪里都没你这里贵，一百五看你做不做？”。我便说：“三百是最低价，一百五我买材料都不够……”我话音还没落就听那个人说：“哼，一百五还做不起，说来还得赚一笔呢！”边说边推着自行车往外走，他走了没多远，我就叫唤他，“来——，您来。”他满心欢喜地掉转车头，以为我已回心转意。他在停自行车，我走过去对他说：“我想问，就算您把三百块钱给我，不要东西，请问我又赚了多大一笔？”那个人很难堪地推车转身便走了，他应该就是你现在的老师，爸爸还感慨万端地说：“人的一生，还真的一步都不能走错，所做的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

　　听了爸爸的讲述我有点心灰意冷，因为人情冷暖我多少还是能够体会一些，爸爸给老师的难堪，显然老师一直没有忘记，不但没有忘记还牢记于心，我相信爸爸也正担心着这个问题。的确，后来那位郑老师对我百般挑剔，没有毛病的时候也会冷言冷语，以此来证明一个人胸怀的狭隘。还好，困境不长，很快就分了文理科，也摆脱了那位有损师德的老师的算计。这位郑老师给我留下的历史画卷里还有另一位醒目的人物，那是一位教历史的班主任，想起来总有回忆南京大屠杀时对小日本的恨意。虽然他的恩德大于他的私心，虽然他的苦心多于他的算计，虽然他敬业任何憧憬都不可能代替，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过看重名利。

　　那时，我在的班级是一个中等班级，学习上很没挑战性，随便什么考试拿个前几也是轻而易举。当时，几个伙伴都在快班，或许氛围的关系，他们的成绩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与他们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伙伴们几乎都是老师的得意门生，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快班给我铺好了路，只等我前去。我也感觉自己仿佛又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共为美好前程而不遗余力。想不到，我那敬业的历史班主任竟极力阻挠，原因是当时学校给每个班都定了高考指标，他决不会把自己的指标拱手让人。徒劳无功的我拉了爸爸去说情，父亲不爱求人，但为了女儿他这么做了，他的心情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苍白无力。历史老师依然冥顽不灵，拒绝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一片情意，拒绝了一个学生对老师的一份敬意。也许有些东西的确是命中注定，想改变也无能为力。

　　没有踏上的路总是缺憾，摆在眼前的星光大道变得黑暗且布满荆棘，平坦原来只在梦里，坎坷崎岖才是照亮夜空的点点繁星。可惜的是，这一切还不够，还要用雨水来洗礼，回家的路上，我和爸爸沉默地走进有着昏黄灯光的雨夜里，历史老师似乎还想散播点什么恩情地要递把伞让我们撑回去，我没有感激的话语，而是冷若冰霜地甩了句：“我们用不着。”就愤然离去，爸爸还想对老师表示点歉意，我却不允许，任那几个像冰暴一样的能发出铿锵声音的冰字在空寂的夜里相互撞击。

　　不是所有的过往都能忘记，有些过错永远都不可能被恩情代替，那些历史的过去不仅不能侥幸被遗忘，还常常会被人想起，让想起它们的人在反省中完善自己。因为后人不能总像前人那样一败涂地，就当是历史教我们的前车之鉴吧！权利这东西总是让没有权利的人望而生畏，其实大权在握的人未必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宁愿做一株小草，石头再大也休想把我压垮，我会从那些失败中吸取教训，感悟做人的真谛，化伤痛为前进的动力，不断鼓励自己前进也感染别人不为权贵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