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能很好地掌握外语，还应该具有作家的文学禀赋—— 杨武能德语翻译界声名显赫的翻译巨匠。1938年生于重庆。先后任四川外语学院副院长，四川大学欧洲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格林童话全集》的译介者，也是郭沫若以后最受赞誉的歌德翻译家。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前夕，杨武能主编并参加翻译14卷本、约500万字的《歌德文集》，获“中国图书奖”等多项奖励。2013年5月23日，为表彰杨武能的卓越贡献，国际歌德学会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魏玛向他颁发了歌德金质奖章。这是世界歌德研究领域的最高奖励和荣誉，也是该奖自1910年成立以来首次授予中国学者。 A “走投无路”进入译坛 杨武能初中时的梦想是做水电工程师修三峡电站。因初中毕业体检出色弱不能学理工，“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学外语“迂回救国”，岂料译坛却“因祸得福”，收获了一位译坛大家。 天府周末：首先祝贺杨教授获得歌德金质奖章。有人说，这个奖章的价值和意义不亚于诺贝尔奖的某个单项奖，那您是怎么获得这一殊荣的？ 杨武能：歌德金质奖章没有诺贝尔奖有名，但肯定具有诺奖没有的世界唯一性、权威性，还有不言而喻的公正性。而我能够成为全世界第57位和中国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对我研究和译介歌德成就的肯定和尊重：《歌德精品集》、《歌德文集》、《歌德与中国》……歌德金质奖章算是几十年实打实的艰苦劳作换来的。 天府周末：听说您以前其实是想“技术报国”？ 杨武能：说起来我也算是走投无路，因祸得福。1950年，我考上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读初中。受先生早日成才、服务社会的思想影响，立志当水电工程师去修三峡大电站。结果初中毕业体检出色弱，不能学理工。那时候才悲观哦，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慢慢在老师影响下对文学和翻译有了兴趣。 我进大学其实先学的是俄语，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提前毕业，哪晓得中苏关系破裂了，我们学俄语的人僧多粥少，就被迫转学。我争到南京大学3个名额中的1个，学德语。学好了有6个格的俄语再学只有4个格的德语，那真是小菜一碟。再加上我有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几乎没觉得有啥困难。 天府周末：您从大二开始就在报刊上发表译文了？ 杨武能：南京大学外文系素有文学翻译的传统。高中的时候我不是已经想当翻译家了吗？就想为这个理想做些准备，最迫切的是赚点稿费，缓解一下家庭经济的燃眉之急，因为那时候我在重庆的父母经济极度困窘，所以就开始给《漫画》、《旅行家》这些报刊译点小文章。当时稿费高哦，千字8元！一篇“豆腐干”大小的短文也能赚几块、十几块，相当于普通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我记得1962年收到一批稿费，有将近200元，当时觉得好大一笔巨款！我寄了一部分回家，还给自己买了一件灰色夹克衫，破天荒地改善了一回形象。 1959年，我就在想是不是该译一点正儿八经的文学作品了。恰好《世界文学》杂志找我的老师叶逢植翻译东德著名诗人贝希尔的诗论，叶老师说如果我乐意，可以代他选译一部分，将来共同署名发表。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又不想光靠老师牵到走。于是又选译一组莱辛寓言，和贝希尔诗论一起寄出去。后来不仅诗论发表了，莱辛寓言和我另外译的两篇文章都被《世界文学》采用了，给我鼓励相当大。 天府周末：怪不得您说叶逢植老师是您翻译路上的贵人。 杨武能：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我遇到很多良师益友。我从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外语学院。“文革”的时候，川外既无学术，也没权威。我好歹发表过翻译作品嘛，就遭抄家，不仅不能再搞翻译，还被派去扫厕所。我脾气犟，不干，一跑了之。所幸严冬终于过去。1978年，我从北京的报纸上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封自荐信，希望能领取点译介德语文学的任务。说老实话我抱的希望不大，没想到居然有人给我回信了，而且后来我提出把《德国古典短篇小说》整部书的编选和翻译工作全部交给我时，他们也同意了。后来，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社科院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就顺便去拜访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接待我的是位50来岁的瘦小男同志，一身洗得泛白的学生服，脸上架着副黑框近视眼镜，很平凡简朴。他说他叫绿原，我才知道和我通信的原来就是著名的“七月派诗人”。 绿原先生相当谦逊，又关爱后辈。当我把小说全部译完之后，他认为必须要有一篇序言。我想序言应该由他或者其他前辈来写嘛。没想到他听了我的一些想法后，坚决要求我自己来写。要知道当时盛行论资排辈，我只是德语文学圈里一个小毛头，他居然给了我莫大的信任。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后来书印出来了，不仅序署了我的名，而且书的编选者也成了杨武能。所以后来我又斗胆向绿原要求重译郭沫若译过的世界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等作品。 B “翻译苦力”成为德语界“傅雷” 在翻译圈，杨武能有德语界的“傅雷”之称。这不仅在于他50年翻译生涯译著颇丰，还在于他的译文追求“美文”，因此《格林童话全集》、《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译文，相继成为经典。 天府周末：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最早由郭沫若先生译介，他是公认的才子，您后来重译时有没有感到压力？如何看待名著重译？ 杨武能：重译问题异常复杂。事实上有提高和创造的高水平重译或复译，将不断赋予文学名著新的生命。正是我大胆、成功地重译了郭老译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让歌德的这部杰作在中国重新火了起来，总印数据说已经超过150多万册。我重译的《浮士德》效果也不错，例如眼下在豆瓣的网络读书平台上销势就很旺盛。 天府周末：您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是您的译作里再版次数最多的，也是很多孩子的最爱。可否谈谈当年的翻译情形？ 杨武能：《格林童话全集》是民间儿童文学，内容不深奥，文字也浅显，但却厚厚两册，译成汉语有50多万字。那时计算机汉字处理刚起步，我不得不一笔一笔地写，每天要写八九个小时。译到全集的后半部分时，有一天突然脖颈发僵，手腕颤抖，躺着站着都觉得天旋地转，后来才晓得闹颈椎病了。当然再也译不下去了，幸好妻子和女儿都是学德语的，只好拉她们“救场”，我自己勉强完成最后的校订。所以，译林的那个版本，译者多了我女儿杨悦的名字。 天府周末：您觉得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杨武能：肯定首先是文学，翻译作品必须富有文学的一切美质。只有这样，文学翻译才能成为翻译文学。成功的文学翻译作品能够流传久远，进入本民族文学宝库。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应该同时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不仅能很好地掌握外语，还能对所译作品及其背景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吃透原文。此外，还应该具有作家的文学禀赋，特别是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感知力和强大的笔力。这样才能把握原著的风格、神采和情调等微妙之处，并且有能力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所以说，翻译的最高境界最好是作家、学者和翻译“三位一体”，鲁迅、郭沫若、杨绛都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翻译家，也是学者。 对我来说，追求美文可以说是我的一大风格。我认为如果翻译没了文学的美质，就不成为文学翻译了。所以译文的遣词、造句、语气、笔调、音韵、节奏等等，我都尽量贴近原著的文学品质。只是碰到和我风格差别很大的作品，就只好不译。我很赞赏傅雷先生，他主张尽量选取与自己的气质和风格相近的作家来译，因为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扬长避短，相得益彰。 天府周末：国内的众多译者，您最钦佩的是哪位？ 杨武能：丽尼（郭安仁）和傅雷，可惜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有人说我是“德译界的傅雷”，我深感荣幸。丽尼成功翻译过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傅雷则众所周知，我认为他们的译品已经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化境”：读起来真的让人感受到读中文佳作的愉悦。 德语翻译家我也佩服田德望，他的最大成就是翻译意大利语的但丁作品《神曲》。其实他的德译作品不很多，但是《三个正直的制梳匠》等凯勒中篇小说，完全不输于傅雷的翻译作品。另一个翻译家傅惟慈不得不提，他的德译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几十年，到现在都没人敢重译啊！还有张玉书译的《论浪漫派》也很不错。 天府周末：当年您在北京求学期间，和冯亦代、董乐山、傅惟慈、梅绍武等译坛巨星成为好友，可否说说对他们的印象和交流往事？ 杨武能：太多了。我说说冯亦代吧，他是我“北京哥们儿”的老大。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李文俊家里。得知我是中国社科院冯至专攻歌德的研究生，身为《读书》副主编的他就试探地问我，能不能给《读书》写篇歌德。我答应了他的约稿，并很快送了两篇习作到他手里。不久文章都登出来了，其中一篇《漫话维特》还上了刊物封面的要目。从此，我开始了和这家顶级人文学科杂志长达五六年的互动关系。对文学翻译虽小有名气、学术研究刚要起步的后生小子来说，可谓“闪亮登场”。 记得1982年3月号上的一篇《维特与现代中国文学》，竟让香港《大公报》一篇署名文章称我教授，比我实际获得这个头衔早了4年。我和冯亦代先生的交往还有许多可回忆的，这儿只想讲，在学术发展道路上，他也算我的一位贵人。 C 潜心研究歌德终成大家 对杨武能而言，文学翻译只是他译坛成就中极小的一部分。他真正令学术界瞩目，在于在研究歌德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就，这也是他最终能够获得歌德金质奖章的根本原因。 天府周末：您怎么会在翻译的时候想到进行学术研究？ 杨武能：我40岁的时候报考了冯至老师的研究生。他不仅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研究歌德的专家。我是他的研究生，当然得搞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社科院，研究更是受重视的正业和主业，翻译什么的都摆不到台面上，哪怕对翻译了《堂·吉诃德》的杨绛先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就把研究和翻译结合起来，译什么就研究什么，研究什么就翻译什么，翻译《维特》就研究《维特》，不但在《读书》发表了《漫话维特》，写的硕士论文也是《论〈维特〉和“维特热”》，如此一来不只是两不误，而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天府周末：德语界老前辈严宝瑜教授把歌德在中国的传播分成三个阶段，可否介绍一下这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和成果？ 杨武能：郭沫若代表的第一阶段功绩主要在翻译介绍歌德；冯至代表的第二阶段贡献主要在研究方面；以我为代表的第三阶段翻译和研究并重，总体观之成就远远超过了前辈们，原因是时代条件好得多了，翻译者和研究者也多得多了。所谓杨武能阶段，只是说以我为突出代表，不表示同行们没有作为。 天府周末：您的《歌德与中国》不但得到导师的肯定，连钱钟书、季羡林都给予高度评价，可否说说当时的写作情况？ 杨武能：董乐山的哥哥董鼎山说在美国学界有句话叫“不发表，就发霉”，这话也适合中国，特别是像社科院这样的单位，因此我一个小研究生也感到了压力。1980年，我制定了一个发表论文的战略计划，针对1982年歌德逝世150周年确定题目，搜集资料，泡在北图柏林寺旧藏馆等故纸堆中，拼死拼活写出《歌德在中国》和《张闻天论〈浮士德〉》等一系列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和《人民日报》等报刊上。一年多时间里，我就成了研究歌德与中国相互影响的权威专家，应邀出席在海德堡召开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以《歌德与中国》这个研究课题，获得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博士后洪堡研究奖学金，从此站到国际学术舞台前沿。 对于季羡林先生在序里对《歌德与中国》的称赞，我内心中既感激又惭愧，因为拙作远远不如他老人家期望的那么深刻，那么“振聋发聩”。原本还想请比较文学理论大师钱钟书先生写序的，可是先生病了，在我心中留下遗憾。我已着手修订这部20多年前的旧作，并准备了不少插图，以使新版更上一层楼，力争我的老师们和读者比较满意。 天府周末：一个德国诗人，为何值得我们如此研究？ 杨武能：我写过一篇论文《思想家歌德》，还以同一题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央视的《百家讲坛》开讲。全世界从古至今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大文豪兼大思想家屈指可数。他蕴含在海量作品里的思想，特别是《浮士德》以及《歌德谈话录》等作品包含的思想，说不完道不尽。尽管在德国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汗牛充栋，还是没有发掘穷尽。所以已有160年历史的魏玛国际歌德学会仍然生气勃勃，还要授予一个中国人歌德金质奖章，以促进中国的歌德译介和研究。 天府周末：但是很多中国读者认为德语文学太过艰深晦涩，不好看。 杨武能：凡属一流的名著杰作大多富有思辨性，有些不符合我们注重情感抒发和故事铺陈的传统欣赏习惯，自然让人觉得不好看。但是，富有思辨性的德语文学富有深刻的内涵，能够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这些杰出的作家以文学为工具，对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公正等人类关心的问题作出思考和探索。如果只是为了消遣的确“不好看”，但如果想在文化素养和思想修养方面有所收获，那么《浮士德》、《魔山》、《铁皮鼓》这些作品就非常好看和耐看了。 其实，德语文学也不乏好看又富于哲理的佳作，比如《少年维特的烦恼》、《阴谋与爱情》，歌德的抒情诗，海涅的诗歌和散文，霍夫曼、施笃姆、凯勒、迈耶尔、茨威格等的中短篇小说，格林童话和豪夫童话，里尔克的诗歌，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等。年轻的朋友不妨先找这些“好看的”德语文学来读，然后慢慢地培养起对这一思想者文学的兴趣。 记者手记 毕生追求译文之“美” 我的书架里，有一本十几年前买的外国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封面设计很简单：一个青年男子的剪影站在雕花的铁栅栏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一如小说文字中弥散的淡淡感伤。10多年来，因为异地求学、搬家，因为新书渐渐增多，家里书架上的有些老书，便被我一次次清理出来，论斤卖给了收荒匠。但这本当年只花了几块钱买的小说，却一直没舍得扔。因为我一直记得当时书到手之后，怎样如饥似渴地把它看完，然后很长时间被字里行间浓烈的情感震撼。 所以，当现在的我要去采访一本喜欢过的小说的译者时，还是忍不住难捺兴奋与激动。 让我没想到的是，和杨武能先生的交流，最终却是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由于获得了歌德金质奖章，杨武能先生获邀赴德国领奖之后，便决定在那里盘桓一年。他留在国内的，只有一个E-MAIL地址。于是从约请他接受采访，到最后访谈完成，我和杨武能先生一直未曾谋面，全靠邮件联络。 这是一种既费时又费神的交流方式，原以为会被已经75岁高龄的杨先生拒绝，没想到这位老者关键时刻表现出重庆人“耿直”的一面，他居然硬是花费将近10天的时间，用电脑给我码出了13000多字的采访素材。还热心地给我改出了一个“删节”版，并解释既然答应我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好。 当我收到访谈的回复文件时，有终能完成任务的欣慰，更多的是被他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所感动。想来杨武能先生能够在50年的译海生涯中成果丰硕，也离不开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吧！ 好了，让我来说说一个读者对杨武能先生译著的印象吧——当年读《少年维特的烦恼》，除了名字之外，全然感受不到这是一本外国小说。杨先生在忠实于原著之外用了最中国化的文字表达，让读者在流畅的阅读中感受到了小说之美。我在网上给小侄儿买的《格林童话全集》，恰巧也是杨武能翻译。问他的读后感，小家伙调皮地给我回了一句，“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看，书都差点被老师没收了！”我想，如果不是译得传神，又译得通俗易懂，小孩子应该不会如此痴迷。 事实上，“美文”正是杨武能在翻译生涯中毕生的追求。他的这种要求让我感触颇深：早年的我其实是喜欢读外国名著的，因为傅雷、李建吾等译者的翻译，读来给人莫大的精神享受。反观现在，某些翻译作品的文字水平却相当让人不敢苟同。记得几年前买过一本美国作家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译者吕继宏唯美的文字，感动得我边看边落泪。但我在书店里买过另一本号称“在美国反响超过《追风筝的人》”的一本翻译小说，因为作者佶屈聱牙的翻译，看了不到一半就兴味索然把书扔在了一边。可见，一名译者的综合素质对读者的影响有多大。 杨武能把《格林童话全集》这样的儿童读物译得通俗易懂，大量的德国小说又译得极尽美感，表现了一名翻译家扎实的文学功底。更难得的是，他在翻译之外，还表现出了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参与。他曾经写过好几篇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文章，发自肺腑、言之有物，关键是源于实践的想法，对新一代的翻译者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我十分赞同他“一个合格的翻译者应该翻译、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说法，如果翻译者人人以此为准绳，也许当下的译文界不会如此良莠不齐。 一个好的译者，对读者的贡献将毫不逊色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杨武能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给万千中国小朋友带来了无限快乐，他译介的大量有思想、有内涵的德国文学作品，更为国内读者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文学史的大门，让我们能够沿着他的牵引，触摸世界文学花园里绽放的不同瑰丽，从而丰富我们的人生。 我突然想起了写给杨武能先生的采访提纲里，有好几个请他谈谈当年在北京拜见钱钟书、季羡林、朱光潜等文化大家的印象的问题。许是不希望被误会借这些学术昆仑抬高自己，他选择了回避。倒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还在译介德国当代儿童奇幻小说大师米歇尔·恩德创作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嫫嫫（毛毛）》这两部作品，并且即将在国内出版。 老先生是靠作品说话的，我们惟有继续期待他在古稀之年保持童心，继续为孩子和更多的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