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离开我们30多年了，离开的年岁，刚刚是农村实行家庭联户承包土地责任制那一年，实际上母亲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生活，就匆匆辞世远行了，那年，她才63岁。

　　我的母亲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农村家庭妇女，个子不高，为人很善良，对子女慈爱有方。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乡邻家的孩子生什么“捉嘴疯”、“疝气”、“脐风”、“扯筋”或青年媳妇患“乳腺炎”等病痛，就来找母亲去用土药小丹方医治，并医好不少，因此，她得到乡邻们同时代人的敬佩，同辈人都喊他“吴幺嫂”，晚辈的称她“吴幺婶”，若遇村上青年人结婚，前村后寨三五里的人家，都来请母亲去牵新媳妇入洞房，因为母亲生儿育女多，受人看得起，恭维她，尊重她，也就是说，乡邻间办结婚喜事娶媳妇、嫁姑娘的基本上是我母亲去拉姑娘出门、牵新娘入洞房，尽管规矩很多，母亲都懂，没有出过差错。

　　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家离我家有10多公里路，在一个叫郑场清源五涯寺后边的一个名叫“朱家坡”的小山湾里，她姓赖，那里住着10多户人家，姓赖的占一半多，有几家姓余，姓祝、姓靳的散户。母亲堂弟兄姐妹都叫她大姐，亲如手足。母亲常念叨着一句话：“男子出门分房数，女子出门众家亲”，因此，凡是“朱家坡”的人进城赶场路过我家屋当门，她都要喊到屋里休息，端水安座，家里尽管再穷，也就煮一碗面条奉上，有时加个荷包蛋，至今那些还健在异姓叔叔还夸我母亲待人好呢！印证了她教诲我们的“在家不会迎宾客，出路方知少主人”的至理俗言。记得“粮食关”，也就是常说的自然灾害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家中缺粮，一大家子人吃饭，母亲回到娘家借粮，一个生产队勿论赖性异性，全部同意从生产队的储备仓里借粮给母亲救急，感动得母亲苦中带乐，无数次彻夜难眠，当时已基本晓事的我深深地将这些“雪中送炭”的情思铭刻在心间。

　　母亲养育我们六兄妹，五个男儿，一个女儿，费尽心思，呕心沥血，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特别时期，出一天工只有一角或二角人民币，二两或三两粮食收入的岁月，既要赡养公婆，又要供6个孩子吃穿、读书、结婚等事务，还肩负着操持家务煮饭洗衣缝缝补补，为让孩子们春节换上新衣表示喜庆，她想尽苦方从遵义县新舟区集镇购来白色土布，染成青色、蓝色后给每个孩子缝一套新衣穿着过年，高兴高兴。我记得穿上这种衣服，一两天脖子也成蓝色的，自己都感觉好笑，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在母亲勤劳善良的打拼下，我们兄妹六人都是初中以上文化，这得益于父亲的“穷不离猪，富不丢书”的理念。

　　我在家中排行第二，母亲对我花费的心力最多。初中毕业那年，我患上颈脖长“九子痒”疮的恶病，其病中医称“瘰疬”，西医称“淋巴结核”。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对该病治疗无策，母亲到处寻土医生给我医治，跑了不少路，寻了不少药。记得有一次，一个土医生来给我开刀，舀上一碗冷水，给疮头用嘴喷上一口，就用刀一戮，没等我回过神来，刀就开了，疼得我钻心。母亲在一旁掉眼泪，也钻心的疼，儿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啊，尽管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学校，但因生疮身体过不了关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经过母亲的寻医问药，边劳动边医病，后来在一个姓况的游医的土丹方的精心医治下，很快就痊愈了，后来听医生本人说，他是国民党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医，建国后从重庆来到绥阳郑场飞鸣，孤身一人，行医养口、他在给我医病期间，我随他上山采草药，到病人家中，也学了点草药知识。这个医生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斗争死了。我的病是他治好的，这不能忘记。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那年，承包土地的农民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一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母亲离开人世正是好日子到来的第一年，她没有享受到当年腊月家家户户杀年猪的高兴欢乐日子。我记得母亲在世几十年，我家杀过一头80多斤的年猪，一家人还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春节是乡邻们羡慕的春节，说：“吴幺嫂家今年杀年猪啰”！

　　母亲是伟大的，追忆母亲是念想她的善良，慈诚，留下的美德总是荣绕心头，挥不掉，抹不去，她走的时间越远，越感觉到应该珍惜伟大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