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中国作家，正渴望着他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语，供全世界的读者阅读。

 

　　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是助力梦想实现的一个加油站。5月2日至3日，它在距沈阳一小时车程、模仿中华园林的“明清册”乡村田园院落里举行，似在暗示重建古代中国文化输出的辉煌。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是主办方之一。所长陈众议说，中国文学走向国际，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八世纪，日本引入了汉字和中国文化。十六世纪，弥尔顿《失乐园》中提到“中国孤儿”，是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介绍给了西方。

 

　　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后，中国却日益成为引进西方文学的“入超国”。这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而随着经济崛起，“中央大国”重返世界舞台，最近十几年里，中国文学也重新被世界“发现”。

 

　　论坛的发起者、《东吴学术》执行主编林建法说，会议筹备了很久，正是要讨论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作家和作品被世界认识。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文坛的“大腕”如贾平凹、阎连科、阿来、欧阳江河、劳马、李洱等，去欧洲访问而不能出席的莫言专门为论坛题了字；另外还有著名评论家，以及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们。

 

　　法国翻译家林雅翎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还不怎么有名，现在，很多作品都被翻译了。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倪若诚说：“过去十几年，我每次回英国，都会看到，英国大众书店有了越来越多英文中国小说，书展上中国作家越来越引人瞩目，莫言获诺贝尔奖后更是如此。”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中国文学过去除了《红楼梦》，不太为外了解。新世纪后，中国重要作家的作品，中文版和英文版几乎同时出版。

 

　　李洱的一部小说曾被译成德文，又被德国总理作为礼物回赠中国领导人。他说，作品被翻译到海外，已成为衡量中国作家成就的一个标尺，是加速作品经典化的重要过程。

 

　　但是，这种看似到来的繁荣，仍掩盖不了尴尬。一个事实是，中国在世界上毕竟没有像马尔克斯那样知名度的作家，甚至也看不到“中国的村上春树”。世界上大部分人对中国文学所知寥寥。

 

　　德国汉学家高立希说，德国书市上比较成功的中国文学作品，目前印数不超过两三千册。

 

　　捷克翻译家李素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的作品译成捷克语，首印三五万册，现在，莫言得了奖，捷克很大的出版社买下版权，一次也才印三千册。

 

　　倪若诚说，英国最有名的企鹅出版社，一直到2005年，才把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围城》列入名作系列。

 

　　与会者认为，这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意识形态的偏狭，以及市场资本的逐利性，还有翻译本身的问题等。

 

　　高立希认为，怎样发现真正值得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是个难题。汉学家看中国书，看得很慢，而每年在中国就有三四千本新出的小说。

 

　　他说，另外，一些书翻译得不怎么样。比如莫言的《蛙》，德国有评论说，这部作品的语言，好像在从中文过渡到德文的道路上被卡住了。“既不是中文，也不是德文。”

 

　　诗人欧阳江河说，还缺乏机制来保障非赢利作品在海外出版。“我的一本诗集，是耶鲁毕业的一个小伙子，花两年时间译的。他到中国来，住在我家里。但很可惜，他今后不能再译中国诗了，因为要养家糊口。译诗不赚钱。”

 

　　美国翻译家罗鹏说，中国文字太丰富了，不好译，比如阎连科书中的河南土话，让翻译很头疼。还有一部小说，一半普通话，一半广东话。只能尝试把普通话译成标准英文，把广东话译成一种黑人或南方方言，或者新加坡式英文。

 

　　但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前景，专家学者还是乐观的。

 

　　陈思和称，要看到中国文学正走向成熟。以前中国长时间陷入战争和动荡，文学不能好好发展。而最近30多年有了安定环境，使中国作家有较长时间在文坛上积聚影响力。

 

　　阎连科说，以前中国文学更多是强调宣传和教育作用，新时期以来，经过努力，已摆脱了这种观念。

 

　　阿来表示，应该有足够的“语言信心”。这方面最好的先例，就是玄奘对佛经的翻译。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大家提出了建议。高立希认为，中国作家不要模仿成为“世界文学家”，走出去不要勉强，要好好写自己的，首先为本国读者写，而不是看国外读者脸色。

 

　　李素说，中国文学，是强调“中国”，还是强调“文学”？还是要强调文学。首先要谈作家的语言文本。“捷克读者与文学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贾平凹说，如何写出中国人的特色，写出中国人当下的生活，写出中国的形式、气魄和味道，写出中国人的想法和追求，才是最重要的。

 

　　阎连科说，中国作家唯一能做的，是自己要能写出经得起翻译的小说，表达出人的内心和对中国现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