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进程。工业化城镇化的模式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按照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以概略地将世界城镇化发展概括为以西欧、日本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工业化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工业化城镇化，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等三种模式。
一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工业化城镇化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美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情况
美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与其建国史紧密相关，在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从前工业化时代进入了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在 19 世纪末以前的农业经济时代，城市人口的来源主要是移民，城市作为商业活动的中心和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的场所，美国的城镇化水平从 1700 年的 7%发展到 1890 年的 35.1%。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对西部地区的开发，美国城镇化全面迅速发展，城镇化水平在 1920 年突破 50%，1970 年达到 73.5%，大都市区成为美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1940 年起，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形成了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三大城市带。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已进入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在此期间，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制造业就业和产值份额不断下降，以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与此相伴，城市经济结构和地域空间发生转换，人口、就业和新的投资开始从美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大制造业城市向南部和西南部的城市和乡村转移，大都市增速减缓，1990 年的城镇化水平达到 75.22%。进入21世纪以来，“再工业化”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美国再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理由。这是因为金融创新以及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减少了制造业工作机会，使得工人的收入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缓慢，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针对过度郊区化的危害，美国于20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低密度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加强了城市规划控制，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推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美国共有51个州，3043个县(郡)，35153个市、镇。3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3个，20万到100万人口的城市有78个，10万到20万人口的城市有131个，3万到10万人口的城市78个，几千到3万人口的小城市(镇)达34000多个。可见美国城市的规模差别很大，但以10万人下的小城市(镇)居多，大约占城市总数的99.3%。美国不仅城市数量多，以中小城(市)镇为主，而且城市的聚集度很高。大量小城市(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围绕大中城市周围布局，使许多地区的大、中、小城市逐步形成密集的城市群(带)，从而形成了大、中、小城市(镇)相互配合、错落有致的城镇体系。
（二）美国的过度郊区化及其危害
由于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大城市病”显现，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选择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富有家庭则迁往空气、环境更好的远郊。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一战后，美国的郊区化已初见端倪，小汽车的逐步普及使城市沿公路开始蔓延。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现象进入大规模的扩展阶段，在 50 年代以住宅的郊区化为主，到 60、70年代郊区化程度越来越高，产业、办公也开始向郊区转移。1970 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的人口。如，纽约大都市区自 1960—1985 年间人口仅增加 8%，而城市化的区域增长了 65%。其它发达国家在进入城市加速发展的后期，大都市地区也都呈现不同程度的郊区化现象，但没有美国普遍。美国郊区化的涉及面之广，占地规模之大和发展之无序是绝无仅有的，是过度的郊区化。
郊区化给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是美国也为过度郊区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全美城市人口密度从 1920 年的每平方英里 7597 人下降到 1990 年的 3783 人 (我国 1997 年城市平均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9804 人)。自 20 世纪 60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农田流失的速度增长了 3 倍，从平均每年 110 万英亩增加到 310 万英亩。二是经济成本居高不下。郊区化造成通勤成本高，出行时间长。据 1980 年的统计数据，人均每年仅用于通勤方面的花费就高达 1270 美元。过低的人口密度还大大增加了公共交通、教育、文化、警力等社会服务和水、电、气、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人均开支，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和州政府不堪重负。三是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在郊区化迅猛扩张过程中，原来幽静的自然田野和乡村大片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差别的低密度住宅区，许多在这片古老大陆遗存了几千万年的物种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大批灭绝。郊区一度使人们逃离了城市的污浊空气，现在却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汽车废气污染。四是资源能源消耗量大。郊区化使人们对汽车产生高度依赖。美国的生活服务设施，如学校、餐厅、银行、娱乐场所等都按照汽车的距离设计修造，这种城市化模式下应运而生的是大量的停车场和公路系统，公共运输系统难以得到发展，直接导致了交通堵塞、“热岛”效应和肥胖的增加，而且使美国城市的高能耗成为世界之最，人均商业能源的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5 倍之多。五是加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越富有的人住得离城越远，富裕的郊区环绕着相对贫穷的中心城区的城市空间形态已成为美国城市的主要特征，大城市中心意味着贫困、脏乱和犯罪。城郊间贫富分布的不均衡还加剧了种族、阶层间的文化冲突，形成了相互割裂的社会圈层，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以西欧、日韩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工业化城镇化
以西欧、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工业化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呈现一种协调互动的同步关系。
（一）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情况
工业革命前，西欧大多数国家经历了群雄并起的诸侯时代，城镇化程度低、进程非常缓慢，如英国当时一直徘徊在3%左右。18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化时代以后，西欧城镇化也进入快速发展期，英、德、法等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有力地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城市发展。继1851年英国城镇化水平率先超过50%后，德国、法国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使城镇化水平上升到50%以上。日本的城镇化进程虽然比一些西方国家晚百余年，但由于其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二战后随着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日本的城镇化水平从1945年的27.8%上升到1970年的72%，增加的城市人口中1/3涌向了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都进入了平稳时期，城镇化水平达到70%以上，形成了伦敦、巴黎、东京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的大都市。西欧成为目前全球人口自然增长最慢的地区，人口以城市间流动和移民为主，没有明显的城乡界限。
在这些国家中，尤以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特有模式特别引人注目。德国走的是小城镇崛起与产业空间重构同步的路子，小城镇的崛起成为德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众多的新兴小城镇为德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和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德国只有一个城市是超大城市——柏林，其它都是5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全国65%的城镇人口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它是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小城镇模式。作为一个老牌工业国家，德国也经历着老工业的转型问题，鲁尔区是德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区，包括11个县级市和4个县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鲁尔区传统的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走向衰落，此后鲁尔区加快了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针对发展衰退状况，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鲁尔区选择了转型“再生”，进行区域全面整治，一是发展新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进行区域空间重构与生态环境治理。鲁尔区选择的众多区域重构策略中，包括埃姆歇河整治、老工业遗址和工业景观修复、废弃工业设施再利用、就业培训等。十年间创造了七条南北、东西贯穿埃姆歇地区的绿廊，为地区提供了开放空间。
日本则是产业扩张与大都市圈发育互促共进。日本大都市圈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以后，在工业化带动下，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经济向特定空间集聚，逐步形成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部圈和以大阪为中心的近畿圈。据总务省统计局《国势调查》数据，三大都市圈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2.37%，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9.5%，而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7.66%。具有缓解“大城市病”和优化经济空间布局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日本首都圈共进行了五次规划，在多次规划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都市圈城市发展的多核心化，形成了“多中心城市复合体”，使首都圈成为日本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地区。从经济总量来看， 2000年首都圈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仍然保持在36%左右。从就业人数来看，首都圈的总就业人数和三产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例要高于总就业人数占全国的比例2个百分点左右。
韩国是典型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二次大战后，从1950年到1975年，仅仅25年时间，韩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超过了50％，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到2000年该指标达到了82％，位居世界发达国家之列。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完成，其城镇化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体现出韩国政府根据发展和变化积极地调整城镇化的政策和规划。第一个阶段，是主要城市迅速发展壮大阶段。1962年，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经济振兴计划，加强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工业，其中，出口导向型的行业是发展的重点。同期，工业化主要集中在以汉城、釜山、大邱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几个地区，以发挥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优势。其结果，这些大城市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吸纳了大多数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地区平衡发展阶段。19世纪70年代，为了减缓工业及人口向汉城等中心城市地区的转移压力，韩国政府实施了新的工业发展政策，刺激和加强地区性工业基地建设，以促进农村发展和区域发展为主要目标。在此政策的左右下，非大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加快，大城市地区人口的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个阶段，是首都地区的非平衡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为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在发展规划中，地区性发展均衡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城市地区过快膨胀的趋势，加快了其他地区的发展。
（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英国北部由于丰富的煤矿资源成为工业发展的中心，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伦敦集中了管理、金融、保险、工程、服务业，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中枢。德国鲁尔区新城镇的出现也是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煤和铁矿石的需要。由于铁路的发展，城市沿铁路迅速向外蔓延。城市的人口聚集又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日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集聚作用。近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竞争的加剧，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重新分工，城市发展格局显现出新的态势，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更加密不可分。
二是完善的法律规范有效保证了城市健康发展。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由于人口和产业活动的迅速集聚而城市缺少必要的洪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居住条件恶劣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致命疾病的流行。19世纪30年代——60年代，流行性霍乱3次席卷英国，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环境卫生法》等一系列的法案，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管理，1890年英国颁布了《工人阶层住房法》，由政府组织向低收入者提供公共住宅，1909年颁布的《住宅与规划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法。继英国之后，欧洲各国相继采取了有力的行政干预来改变城市的环境。
三是政府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积极作为。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也遇到了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二战后，伦敦向外围的迅速扩展对农业用地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36年，伦敦郡通过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由伦敦郡政府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中央政府成立城乡规划部，城乡规划成为地方政府的法定义务。德国从解决城镇化早期出现的住宅供应不足、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入手，先后颁布了“联邦建设法”、“联邦建设促进法”等并多次修订，于1986年颁布了全新的联邦一级的“建设法典”，规范市政基础设拖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强化城市建设中对自然生态、历史环境和旧时代建筑物的保护。日本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前提下，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和整体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伴随着城市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转移，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年至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为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集约化水平，在1935——1970年日本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35年中，耕地只减少了35%。日本从1962年开始还先后制定了5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不断调整国家产业市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安排，并采取了电气化、地铁化等一系列措施发展公共交通，以防止人口过度聚集和缩小区域差距。
三、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镇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沉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
（一）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情况
拉美、非洲的许多城市和城市体系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当时建设城市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并对农业和政治进行特有的控制。1524年西班牙殖民者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蓝图重建了今天的墨西哥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1899年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新建起来的。19世纪后期，拉美城镇化主要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动力，欧洲移民涌人，各国首府城市得到了显著的发展。20世纪拉美城镇化进展显著。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大城市的人口每十年就翻一番。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22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总数超过了3亿，平均城镇化率高达71.4%，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相当，绝大多数国家已完成了加速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以巴西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时，巴西城镇化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60％以上。80年代后处于高速发达时期，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目前巴西的城市人口比重达到78％，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分接近。巴西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与工业化的不相适应。与高速城镇化水平相伴的是，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水平明显与城镇化水平不相称，过度城镇化带来了大量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人口膨胀、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失业率增加、环境恶化等。城镇化的过度膨胀、城镇化的畸形定势等问题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严重制约。城市过度化使得城市人口超过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也不足以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的情况严重，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城镇化在地理分布上也不平衡，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高，城市超前发展，而内陆地区和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地区发展差异突出。
大部分非洲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喀麦隆的城镇化率从1950年的9.8%上升到1990年的40.3%。同期，刚果则从30.9%提高到53.5%；阿尔及利亚从22.3%提高到51.7%，突尼斯从31.2%提高到54.9%；利比亚更是从18.6%提高到82.4%。但由于政治动荡和战乱等原因，其城市化过程有所起伏，但总体水平比拉美国家的城镇化率还要低。
（二）工业化城镇化的突出特点和问题
一是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明显。二战前夕，巴西、墨酉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五个处于半工业经济类型的国家，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大致相等，都在10%——15%左右。到1960年，工业化比例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仍维持在10%——15%，而2万人以上城镇人口比例却增至30%——50%。可以看出，拉美城市化发展不是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为前提，城市扩展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属于过度城市化。非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宗主国推行他们自己十分熟悉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且把乡村向城市移民作为解决农村社会冲突的一个途径，没有进行调控和疏导，失去土地的大批农民只有向大城市集中的单一模式。
二是首都城市首位度高。这些国家的首都“首位度”都很高，1991年阿根廷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仅有18%的居民生活在人口不足10万的中小城市。1993年哥伦比亚有一半左右的居民生活在该国四个百万人口城市之中。墨西哥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墨酉哥拥有1800多万人，而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下城镇中的居民仅为1/3。同期，非洲的大城市和中等规模的城市人口增加也非常迅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首位城市人口比例高达29%；在北非地区，首位城市人口比例也达25%。同期在经济发达的欧盟，首位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只有15%。
三是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问题颇多。拉美和非洲的城市化完全套用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控办法，根本无视这些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和基本国情，以至于这些地区的城市化道路极其崎岖不平。由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人，政府没有利用好外资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没有本国工业做支撑，仅靠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增加社会财富、提升城市经济和物质文明，造成了城市经济的低糜。同时，这些国家在依靠外国资本发展工业的同时，忽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建设，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乡村居民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其经济却在日趋衰落或停滞不前。主要问题是：正规就业水平持续下降，城市贫困人口空前增加，城市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城市环境恶化，贫民窟增多等。
四、“十二五”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发展的趋势
“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会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在这个关键时期，把握城镇化发展蕴含的巨大机遇，清醒地认识这一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趋势。
（一）、互动关系将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转型。“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处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转型和变革的重要阶段。总体上说，工业化处在一个调整提高的阶段，城镇化将呈现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3000 —4000美元、城市化率30-50%时，城市化进程有明显加快的特点。从我国的现实看，2009年人均GDP已超过了3000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拐点。未来我国城镇化在工业化的持续推动下将维持较快发展的势头，这种趋势将保持15至20年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未来15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年均增加率约在0.8-1个百分点，至2020年，城镇人口增长3.26亿，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6—58%之间。“十二五”期间（2011至201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50%，这个快速发展，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张，中西部的城市群将成为突出特点，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将出现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格局，将有力地带动工业化进展。
（二）、人口流动将从“异地城镇化“向“回归城镇化”和“本地城镇化“的转轨。中国在过去30年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东部沿海省份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东部沿海率先实现了城镇化，这些地区的城镇化主要就是以“异地城镇化”这种模式来进行的，即原来大量的中西部农村居民通过迁徙到东部沿海城市就业，实现财富积累，最终在该城市中落户生根。“异地城镇化”的模式在未来仍会继续存在，但其高潮已经过去，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对东部沿海的出口型企业带来沉重打击，近千万农民工因就业困难陆续返乡。随着近年来中西部基础设施、交通条件改善，以及产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阵地从而带动了劳务输出地的本地就业，农民工在当地就可以实现就业，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依赖“回归城镇化”和“本地城镇化”。
（三）、国内产业转移将推动城镇化进展由东部向中西部提速的转变 。近年来，东部地区由于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东部沿海地区“腾笼换鸟”和中西部地区“居巢引凤”、“万商西进“等工程，使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产业转移，富士康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将进一步刺激产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的提速，同时区域振兴计划是促进中西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催化剂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扶持，及改善人口流动政策的推出，将有利于中西城镇化下一阶段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地是中部地区（湖南、江西、安徽）、以及部分西部地区（四川）。从地理位置来看，安徽、湖南、江西、广西这几个地区可以对接作为主要加工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的“桥头堡”，未来数年，东部产业将会持续不断向这几个省份转移。另外，四川、湖南、安徽、湖北、广西、江西的农村人口较多，历史上是主要的农民工输出地，因此伴随着“回归城镇化“，将极大提升这些区域的城镇化发展。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将支撑着工业需求空间从外需向内需转折。从国际比较上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如和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比，巴西是75.7%，印度是64.9%，俄罗斯是67%，我国的消费率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大概15-20个百分点。根据经典城镇化理论，在城镇化率从40%提高至60%时，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加速，促进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需求，这些内需是我国工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房地产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需求带动建筑建材、工程机械、钢铁、焦炭、有色等投资产业链相关行业快速发展。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幅提升，必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回归城镇化”将促使先在东部大城市积累的财富和养成的消费习惯带回中西部，促进耐用消费品需求和家具、纺织服装等必需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还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提升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需求。“十二五”期间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内需扩大将继续保持着巨大的空间。
（五）、城镇空间结构将进一步从孤立发展走向集群的转化。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城市间的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集群化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六）、新型工业化道路将助力城镇化建设由污染型到环保型的转向。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剧。我国是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快速城镇化使中国工业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两者矛盾将更加凸显，因此，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城镇化道路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发展模式将是实现环保型城镇建设的重要保证。而且国家反复强调，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过程不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然注重环境保护。“十二五”期间环保产业规划总投资有望达到31000亿元，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比重将较高。从中央环保投资的区域分布看，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中央对西部的补助比例最高，达到60%，中部亦达40%，而东部地区仅为20%。国家加快中西部地区环保产业投入的举措十分明确，将为环保型城镇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五、对推进四川城镇化和工业化健康发展的建议
当前，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时期。截至“十一五”末，四川省工业化率达到43.8%，迈入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阶段；与之对应，作为工业化发展的载体，四川省城镇化率达到40.3%，城镇化进程也驶入“快车道”。2011年，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乘势而上，作出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全省如火如荼推进“两化”联动的过程中，我们十分有必要认真借鉴不同国家、不同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所获取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
（一）加强“两化联动”的产业支撑。国外城镇化的经验说明，因地制宜地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是保持城市活力，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可以这么说，离开了产业的支撑，城市将失去发展的基础。要结合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合理定位城市功能，着力培育本地的主导产业，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主导产业的崛起和形成，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和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城市化。要应用产业集群战略优化城市布局，以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以龙头行业和骨干企业为重点，围绕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积极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投资项目，注重发展与其配套的相关企业，着力建设产业集群。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积极培育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和新兴产业。在发展方式上，要以推进信息化为依托，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信息化城市建设。
（二）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四川加快城镇化进程，应该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互相配合的城镇体系。要大力培育发展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攀西四大城市群，积极将绵阳、南充、自贡、泸州、攀枝花、宜宾、内江、达州等城市培育为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德阳、乐山、遂宁等一批地级城市培育为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时要注重加快发展中小城市，重点要围绕区域经济中心，大力培育发展一批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50万左右人口的中型城市。要切实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加强规划管理和控制，推进城市群基础设施一体化和网络化，促进城市群内部各类城市功能和产业分工协作，加快形成可持续、集约型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三）高度重视土地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各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土地等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历史文化遗迹湮没等带有共性的问题。为了少走弯路、不蹈覆辙，我们要坚持从维护公众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出发，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路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特别注重加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切实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抓好环境保护。所有新上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都要认真听取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不符合环境要求的项目坚决不能上。化工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行业和项目，要选择远离城市的区域予以合理布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无害化排放。我省人口众多，人均耕地仅有0.69亩，耕地中除成都平原外大多是中低产田土。因此，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工业和城镇建设都要强化规划引导和调控，严把土地供应关口，尽量避免占用良田沃土，做到充分利用存量土地、尽量不占耕地，必须占的耕地的尽量少占，能用劣地的不用好地。认真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经济区域布局并强化管控，对成都平原等肥沃土地的工业化城镇化，要提高投资强度，做到土地集约利用。要健全体现转变经济方式要求的党政绩效评价体系，强化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一把手”责任制，从干部奖惩激励入手，防止各地各部门在“两化联动”中浪费土地资源和突破环保要求。
（四）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要让群众不仅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结果中充分受益，而且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及时受益。推进旧城改造、征地拆迁、园区建设等，首先要依法依规安置好群众，解决好相关群众的切身利益，赢得群众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切实尊重和保障群众权益，特别是切实维护农民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城镇居民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等，以和谐的办法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纠正和改变一些地方把旧城改造、征地拆迁仅仅作为“生财之道”的错误观念，纠正和改变个别地方存在的简单化、低标准安置群众的做法，拆迁安置不仅要考虑好现实利益补偿，还要认真解决好长远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