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76岁的母亲离开了人间。我们兄妹在为她更换寿衣时，发现她身上装着74元人民币和一张用旧布包着的选民证。在场的人都不禁潸然泪下。那时我家还不甚富足，平时给老人家几个零用钱她舍不得花，竟然还装着。我们望着她珍藏的选民证，更加体味到她是如何痛苦地离开这依恋不舍的好社会的。
　　母亲民国三年出生在乾县，民国十八年大灾荒随着饥饿的人群讨饭流落长武。成家后一直靠我父亲拉长工打短工在饥饿线上挣扎苦熬。那时还有什么人权、民主可言。连我们与小孩玩耍时，母亲都要叮咛，“咱和人不一样，省事些，低人三分做人”。
　　解放后，另是一重天。我家凭着“雇农”的好成份，分得了土地、毛驴，又有了住处，成了社会的主人。1953年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选，翻身的人民拿着红彤彤的选民证选出了自己信任的人大代表，1954年从下到上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诞生了新宪法，并由人民选出的人管理国家大事。这时母亲特别兴奋。选民的各项活动她总是提前到会，并常对人夸耀：“才把人活起了！”
　　文化大革命的迷雾，也一时给母亲带来许多担心。那时我是一个小小的当权派，在武斗正激烈的时候，一天造反派来家抓我，母亲忙上前阻拦说:“我们是好人，是雇农，我们都有选民证。”她提心吊胆地期待着正常民主生活的恢复。
　　文革以后，母亲更加珍惜民主与法制，她常在各种会议上忆苦思甜，现身说法，证明共产党好，社会主义民主好。
　　1978年宪法和1979年新的选举法规定了县以上设立人大常委会，并把直选扩大到县一级。以后母亲又经历了几次选举，到1990年4月病已很重，这次选举她未能亲临会场。选举这天，她凭选民证向流动票箱投了县和乡人大代表两张票，然后母亲把这最后的一张选民证珍藏在身边。这次，她对实行的差额选举非常满意，当晚上得知所划选的人都一一当选时，她激动得一夜没睡着。那天晚上，她对我们兄妹说:“你们几个都成人了，我放心着哩，就是丢不下这好社会……”
　　母亲离开她所依恋的新社会已经14年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也50年了。这5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家庭也从地窑坑庄子搬入了县城的新居。孙子去年考上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今年3月份修正的新宪法,更加充实了“三个代表”的内容，深化了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条文。如果母亲有幸活到今天，可以想象她那饱含沧桑的脸，将笑得多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