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领导约见人大代表，已是惯例;人大代表反过来约见常委会领导，却是鲜见。11月29日，上海市三位市人大代表就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首次约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等人大常委会领导。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代表依法享有视察权、约见权、批评权、列席权等权利。但相较于其他权利而言，“代表约见”在针对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反映群众呼声方面具有更直接、更便捷的独特优势。然而，现实中，许多地方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一方面，许多地方“代表约见”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有些拥有决策权的领导往往听不到群众的真实呼声，闭门搞决策，对群众诉求漠不关心，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人大代表是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群众的代言人。人大代表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让群众满意，也体现在代表能不能客观、及时、准确地反映民意。上海市的三位人大代表主动约见人大常委会主任，零距离与人大常委会领导讨论问题，省却了各级部门层层上报的环节，本身就是对民意表达渠道的拓展。而且，这样做也符合公众和社会对人大代表增强主动性、前瞻性的要求，有利于各机关部门改进和完善工作。
　　如何激活“代表约见”，使之成为“逗号”而不是“句号”，并有个“感叹号”的效果?
　　首先，各地人大常委会应当充分做好“代表约见”的组织协调工作，跟踪督促有关机关部门在决策中吸纳民意，兑现承诺。另外，要将“代表约见”纳入制度性安排之中，把推动“代表约见”列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制定配套的宣传引导、跟踪监督、奖惩问责机制，多措并举共同为“代表约见”创造条件，提供便利，消除代表们的种种顾虑，确保“代表约见”取得良好效果。其次，“代表约见”不在于事情有多大，关键是否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公民个人往往势单力薄，如果人大代表能够闻风而动，及时提出“代表约见”的要求，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第三，为了保证“代表约见”的质量，应提倡以人大代表小组的名义进行约见。事先由代表小组全体成员对拟约见的议题进行讨论，经多数人同意后，再提出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要求。第四，对各政府机关负责人而言，应当提前了解“代表约见”的议题，做好“代表约见”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以欢迎的姿态对待“代表约见”及其所提建议，切实做到听民言、顺民意，预防或弥补工作中的漏洞或过失，这样“代表约见”才能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