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常回家看看’这样的道德规范入法，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昨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时，多名代表阐释了上述观点。 （据7月1日《新京报》） 不是所有社会关系都适合法律调整 □邓海建 这些年，“探亲立法”的动议隔三岔五就在一些正式场合提出来，引起公众关注。讲究孝道是好事，常回家看看，刷刷盘子洗洗碗，和老父老母共享天伦，怎么说，都是应该的。中国家庭精神赡养的迫切性，确实与日渐显。譬如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7%。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在急剧的城市化、工业化运动中，大量农村青壮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家庭空壳化、老龄化现象严重，空巢现象尤其突出。但问题是，法律插手道德领空，即便姿势再美、初衷再是良善，终究难以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很多时候，回不回家其实未必取决于年轻人的主观意愿。一方面，在探亲假形同虚设、“被加班”司空见惯的语境下，一味加大个人“回家”的法律责任而不考虑劳动者休假权的落实，终究不过是又一块纸上画饼而已；另一方面，再好的“回家”也不如永久的“安家”，城市如果大肚能容、社保如果广施恩泽，年轻人在异乡的落户成本低些、再低些，“回家”怎么会成为候鸟迁徙般的艰难？当然，我们也很难想象：难得回家的孩子，如何会被父母告上法庭去主张“回家权”。说到底，回家之难，是一道复杂的社会难题。 真正耐人寻味的不是对 “常回家看看”之类道德入法的技术性纠结，而是社会问题动辄立法求解的路径依赖。道德的失范、秩序的溃坏……不是所有创口都能用法律“创口贴”抚慰。遗憾的是，在公共问题的探讨上，权力意志时常陷入一种惯性逻辑：凡事都寄望法律来解决，而解决的焦点又仅仅在“立法”层面。譬如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议案提案大多也是立法型。仅在2012年各地的“两会”上，针对大大小小的各种事项的立法，就占据了相当比例。据称，某地人代会上立法议案占据全部议案的比例已超过50%。代表对立法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法治社会，倾心于法不是坏事，值得注意的是：一者，如果只关心立法，而不重视执法，法的效率何在？二者，非法律专业人士个个醉心于立法动议，立法质量因何保障？三者，若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立法滞后，行政与执法有没有卸责的嫌疑？在权力构架中，法是表明秩序的手段，但任何法律规章，都不会一蹴而就地实现抽象公平与正义。更何况，在社会秩序的舞台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适合法律调整且法律也是难以调整得了的——而培育公众对法律的信仰、驯化权力对规则的敬畏，最怕的恰恰是一纸空文。 眼下而言，无论是少数官员醉驾不入刑的诡异，还是个别地方“未审先判”的惊悚，无不指向立法之外的失衡与断裂——就像食品安全领域的乱象，在标准缺失的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底线的失守。你缺什么，就让法律补什么？毕竟，法律不是万能的神，而权力的“健康指数”比法律的“滥补情结”更关键。
